从电影符号学角度看，中外科幻电影“后人类想象”的叙事价值在于它“将电影—对象从想象之域释放出来，而使它胜利地冲入符号之域，希冀将后者扩大出一个全新的(自我更新的)版图”。①世界首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1902)就向观众展示了怪诞离奇的“异域”与“异族人”(月球人)形象。作为“异域中的他者”，月球土著形塑了早期电影工作者对于“后人类生命”的朴素想象，它们更是19世纪殖民主义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在电影艺术塑造人物角色过程中的“镜像化再现”。因此，在主题层面，《月球旅行记》也是科幻电影第一次以视觉奇观的形式对“后人类生命”以及“后人类境况”所作出的艺术再现与审美想象。自此以后，后人类题材的科幻电影在国外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形象学谱系，产生了涉及不同生命理念和叙事策略的“亚类”。 一、矛盾的“他者”：异族人和外星人 异族人或外星人是科幻电影最常见的角色，也是最主要的叙事类型。异族人或外星人顾名思义就是“非人的智慧型类人生物”，它们或者是拥有高级智慧的非人类生物，或者干脆是来自于地球以外宇宙空间的超级文明物种。科幻电影中的“异族人”包括三种主要类型②：首先是与人类完全不同、来自地外其他行星的智慧存在，即外星人(alien)，例如美国影片《异形》《E.T.外星人》《独立日》《阿凡达》《天际浩劫》以及中国电影《霹雳贝贝》《长江七号》《喵星人》《上海堡垒》《疯狂的外星人》《外太空的莫扎特》等作品中那些典型意义的外星人。其次是指作为现实人类“陌生化镜像”的变异他者，其形象近似人类，却与普通人类生命及其行为方式相区隔，例如《大都会》中异化了的管理者和僵尸一般的劳工、《科学怪人》中利用粗暴的缝合及电击技术手段“拼贴”出来的人形怪物、《时间机器》中80万年以后生存在地底洞穴的“莫洛克人”以及中国影片《错位》中的人型机器替身、《妖兽都市》中在毁灭人类世界与良心救赎之间挣扎徘徊变异妖兽，等等。最后，“异族人”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策略，即通过构建某种“外星生命降临”或“人类与外星人相遇”语境来烘托故事的叙述氛围，营造迥异于现实经验的叙事风格与审美情境，借以揭示人类与“异族人”“外星人”或陌生化的“后人类情境”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借以反思人性以及人类生命自身的价值，如美国电影《第三类接触》《天兆》《世界之战》《后天》《第九区》《降临》《异星觉醒》以及中国电影《小太阳》《大气层消失》《流浪地球》《火星灾变》《重启地球》《独行月球》《明日战记》等皆属于此类。 从时间进程上看，中外科幻电影的“异族人”想象隐含着相近的逻辑话语范式。国外最早是1902年《月球旅行记》中虾兵蟹将般的月球人，20世纪70、80年代《异形》《铁血战士》中冷酷的完美外星杀手和铁血战士，1982年《E.T.外星人》中的大眼睛小个头的E.T.，2010年《阿凡达》中蓝肤猫脸的纳美人以及2021年《明日之战》中最新登场的异形“白长钉”等，形成了一整个世纪的“异族谱系”。我国1988年《霹雳贝贝》中带电的巨型宇宙人，2002年《卫斯理之蓝血人》中可随意变形且冷酷无情的外星杀手，2019年《上海堡垒》中如同巨型章鱼怪一般的掠食者，再到2020年“附身”于猴子的邪恶外星人等，也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异族形象”品牌。作为“异族人叙事”的“后人类生命”想象，外星人形象在中外科幻电影中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又不断地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映射着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不论在电影叙事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或者形象如何变化，“异族人”都作为一种“生命镜像”与人类、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相对应而存在。
图1.美剧《异星灾变》剧照 人类对于“异族他者”的情感和态度在上述影片中比较复杂，并以特殊的“道德—伦理”价值谱系呈现出来，这也为中外科幻电影的后人类想象和叙事构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政治形态与美学批判的话语维度。由此，科幻电影中的“异族人/外星人”叙事就为现实中的人类观众打开了想象的窗口，而后人类想象作为一种更新契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能够深度地冲击我们对于现实的思想、观念、表征与建构想象，通过这种压迫性的力量，科幻电影的“后人类想象”为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打开更多可以容纳新的可能性的缺口，“不断迫使日常现实秩序打开自身，将那些更疯狂、更少被允许的东西源源不断容纳进来”③，其中包含了人类对“非人”的符号表征，也包含人类对自我的全方位认知与反思。所以说，“异族人/外星人”作为一种异质的“他者”，从来不是外在于我们人类而是“反身性”地表征人类自身的，其本质并不仅仅表征为陌生化经验，而是将批判的着力点放在对人类自身的重新剖析与认知上。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看，简单描述人类和外星人的遭遇、冲突、交流、对话等关系并不是这些影片的叙事目标，它们希望从更加宏大的视角去阐释宇宙和生命的本质，借以引发电影观众于哲理层面上的猜想和疑思。“异族人想象”作为一种风格突出的叙事方法，一直以来也深受中外科幻电影创作者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