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3)01-0179-08 在俄乌冲突、世纪疫情等交织叠加的当下，这个世界越来越体现出著名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早就预言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特征，“不确定性”(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无知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无力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焦虑感”(明知没有靠山却绝望地寻找靠山)笼罩着现实和未来[1]12。随着“流动的现代性”水银泻地般的蔓延和浸润，人类社会其实早已经沦为充满不确定风险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人们曾经幻想和设计的乌托邦(Utopia)未来已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在此背景下，乌托邦被人们不断批判性地否定为敌托邦、恶托邦和废托邦，暗喻世界向敌对、罪恶、末日发展的趋势。这种关于人类乌托邦未来的反思与批判在科幻电影中也同样常见，往往与现实呼应，呈现为敌托邦、恶托邦和废托邦等多维度想象。还有一种想象呈现为鲍曼在其遗著《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中提及的“逆托邦”(Retrotopia)样态，即一种“未来往回走”[2]14式的想象。这一“逆托邦”想象虽然较为明显，但人们一直很少关注，值得科幻电影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和思考。 “逆托邦”是在对乌托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重装上阵，它作为一种以怀旧和乡愁为现实批判动力的当代社会幻象，被鲍曼命名为‘逆托邦’。逆托邦所强调的是时间性上不是向前看，而是逆转为向后看、往回看”[3]。科幻电影整体上属于一种未来想象，但在未来想象中也可让时光倒流，回到历史现场或者遥远的史前时代，还可让未来场景中弥漫怀旧的意味，充满旧日特征。这些带有“未来往回走”特征的逆向怀旧想象即“逆托邦”想象，体现了未来社会“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式的发展趋势，还体现了未来社会“后人类”(Posthuman)对于历史与过往的某种憧憬和怀念。逆托邦与怀旧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斯维特娜·波伊姆(Svetlana Boym)认为，所谓怀旧病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个人自己幻想的浪漫”[2]5，“怀旧本身就具有一种乌托邦色彩，只是怀旧不再指向未来”[4]14。当科幻电影在未来想象世界中进行怀旧的时候，其本身所带有的乌托邦色彩便转化成为逆托邦色彩。“怀旧的电影形象是双重曝光或者两种形象的叠加——国内和国外、过去和现在、梦想和日常。”[4]13科幻电影通过逆托邦想象将未来与怀旧这两个意义指向相反的词联系在一起，在未来中进行怀旧，又借助怀旧来反思当下，使得怀旧从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曝光变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重曝光。在三重曝光中打通了时间的人为隔阂，让科幻电影叙事和表意实现了时间自由，这正是科幻电影逆托邦想象的神奇之处和独特魅力。具体说来，科幻电影逆托邦想象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从想象向度层面来说，逆托邦想象通常是向着历史进行幻想，在影像叙事中经常呈现时空逆旅的特征。从影像外观层面来说，逆托邦想象通常为人们构建一种旧日奇观。从故事主题层面来说，逆托邦想象热衷于映射人类社会“霍布斯主义”式的残酷一面。从人文倾向层面来说，逆托邦想象其实就是对当下社会“流动的现代性”的反思。 一、时空逆旅：向着历史幻想 科幻电影的想象具有时空向度，在正向时空向度的科幻电影中，未来的世界科技发达，生活安定且富足，未来就是想象的方向，未来就是希望和进步。有些科幻电影则呈现逆向的时空向度，在这样的未来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科技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未来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不安和危险。想象中技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并没有出现，人们生活呈现高科技低质量的状态，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等向着历史同归。在现代进程的初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随之出现的科幻电影更多的是进行乌托邦和敌托邦式的想象，乌托邦式的想象展示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即使是敌托邦式的想象，人们在未来依旧可以依靠理性战胜困难、化解危险，将未来世界引向美好。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科技与发展的“雅努斯(Janus)面孔”越发凸显，人们所期望的自由美好生活被现代化的负面力量抵消，逐渐变得遥远。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现代战争、疫情等破坏性因素一次又一次将世界拖入危险丛生的泥沼中。不少科幻电影已经悄悄改变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或者说对“未来必然进步”的历史进化论不再相信，开始从过去寻找未来的希望。“多数人更喜欢希望而不是绝望，所以当乌托邦让他们失望时，他们转向了逆托邦。大众不再将希望投资于不确定的、明显不值得信任的未来，转而将这些希望重新投资于模糊记忆中的过去，过去因为其假定的稳定性和可信赖性而受到重视。”[5]349-353科幻电影充分发挥其幻想与想象的穿透力，进行时空回溯，在未来想象中同时将目光转向某种或许并不真实存在的过去，在想象的过去中又寻找未来的希望，并反思当下的社会。这种对于历史的幻想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而是想要回到那个假想的安全、稳定、温暖的某种氛围和情境中，以抵抗现实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向着历史想象的逆托邦科幻电影中，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给未来的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是“指向了人类的另一种未来：资源消耗殆尽、生态环境崩溃，人类在技术统治、末日危机中探求自我救赎的可能性”[6]。未来世界也不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平等自由、幸福美满，未来的人类走向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甚至走向了末日情境。动画科幻电影《哥斯拉》(Godzilla)三部曲中，人类所谓的繁荣发展只不过是为自己挖掘了末日坟墓，借助哥斯拉这一传说中的远古怪兽，象征人类在未来世界要面对的毁灭性力量。未来的地球被哥斯拉占据，幸存的人类移居到太空中不断尝试收复地球却一次次失败。在第一部《哥斯拉：怪兽行星》(Godzilla：Monster Planet，2017)中，强大的哥斯拉逼迫地球人不得不进行星际移民，当发现移民目的地星球比地球环境更恶劣时，不得不又回到地球重新挑战不可战胜的哥斯拉，开始西西弗斯般的悲剧抗争。在第二部《哥斯拉：决战机动增殖都市》(Godzilla：the Capital of the Decisive Battle，2018)中，人类企图依靠过去残存的科技——增殖都市来击败哥斯拉，但却被自身的科技所吞噬，成为增殖都市的一部分。电影向我们展示了科技的恐怖之处，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强行使用科技意味着放弃自身，成为科技的一部分。在第三部《哥斯拉：噬星者》(Godzilla：The Planet Eater，2018)中，增殖都市被摧毁后人类发现地球已经诞生了新的原始文明，残存的人类被“新人类”拯救。哥斯拉在“新人类”眼中不再是破坏的象征，而是成为地球意志的具象化体现，正如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哥斯拉是对你们无止境追求繁荣的傲慢的惩罚。”人类追求科技与繁荣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拥有科技的“旧人类”和地球被处于原始社会的“新人类”所拯救。主人公晴生在最后没有选择恢复科技，转向拥抱原始社会，这也体现了作者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认为人类只要发展科技便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毁灭的道路，只有一直处于低技术状态才可以获得拯救。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收获了大量拥趸，我们可以从大部分敌托邦式的科幻电影中找到其身影：科技虽然带来了破坏，但依旧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和科技的结合来解决问题。《哥斯拉》三部曲借助“哥斯拉”这一远古巨兽形象，向着历史维度进行逆托邦想象，展现了对过去的复归，未来的高科技无法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只能从过去中寻找答案。科技本身成为了毁灭的代名词，理性与科技已经无法结合，只有舍弃科技才可能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