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22)05-0013-06

       doi:10.14003/j.cnki.mzysyj.2022.05.02

       从历史和现实视角看，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犹如一个“同心圆”，在长期和谐共存的岁月中，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文化架构，政治同心、经济同心、社会和文化同心，形成关联族群内在而永恒的深厚纽结，这是它精神和物质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也是其不断走向繁荣与进步的根本保障。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向来负载着民族共同价值建构的使命，担负着传播真善美的历史重任，也是本土文化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从这个视角看，当代中国电影在哲学层面的探索，在现实生活空间中的叩求，在艺术美学范畴的实验，本质上都应和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使命，与我们民族对当代世界、对人类历史的责任形成正相关系。

       那么，在缤纷多样的国际影视竞争中，面对数字化、“互联网+”的科技传播时代，中国电影的中华“民族性”如何把握？各民族电影的审美间性在哪里？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和世界电影共享？就中国而言，电影“地方”和“地方”电影的共有本性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发展民族电影艺术时予以深入省思。

       我们当然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即保守封闭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在影像层面代表着一味凸显民族意趣和民族历史、强调极端民族性的倾向，这不唯是一种显性的夜郎自大，它也经常“自然地”包裹着不少封建、愚昧、孤傲的习俗和苍白局促景致，它与现代性的潮流背道而驰，也与世界主流电影的风向风尚违和。

       在对“新疆电影”“云南电影”“内蒙古电影”这些地域电影，或者“朝鲜族电影”“彝族电影”“壮族电影”等民族电影进行讨论时，我们看到了地缘性和族群文化在电影中的彰显，看到了边地风情、新奇习俗的银幕呈现，而在其符号性建构之外，我们事实上无法看到一种蛰伏其中的根性要素，一种蕴蓄其中的大种族记忆，一种更为凝重的跨地方的“地方”生产。而这些恰是真正的民族电影格外在意的。

       一、“跨民族主义”电影何以生成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威尔·希格比等人，在《跨国电影的概念：电影研究中的批判性跨国主义》一文中，列举了“跨国电影”这一“已确立的研究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如《北半球的跨国电影：变迁中的北欧电影》《跨国主义华语电影：身份、国别、性别》《世界电影，跨国主义透视》等等，他认为“人类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学者与日俱增的不满促成了跨国主义转向，在那些领域，标准的民族主义被理解为在一个不断加强联系的、多文化和多中心的世界里同文化身份(包括集体和个体)的生产、消费和表述”。①威尔·希格比等人阐发的观点，揭示了“跨国电影”特别是“批判性跨国主义”的义理，这对我们深入认识当代中国电影的中华“民族性”，深入认识国族影像的“地方”建构，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笔者以为，“地方”与民族有关，中国电影的“地方”建构，亦即民族建构，两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可替代性。作为中国民族电影的构成体，就具体“地方—民族”电影而言，在“跨地方”、跨民族方向上生成张力是其绝佳选择。从本质上看，“地方”电影有赖于地缘文化支撑下的“地方”经验、“地方”人文的共情创造，决胜于植根中华沃土的深厚蕴含生成，它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跨民族主义电影”，它寻求的是多文化、多族群的关联性和跨地缘空间的共同文化身份生产，而不是某一两个少数民族自给自足的自发性创作，或者区域性景观和封闭社会空间的奇观式展览，因为“地方”本就是相对的概念，而“民族”也是复数意义的指谓，它们所表意的对象在时间、空间上包裹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范畴和艺术疆域中，因而其特殊的“分子性”毋庸置疑。

       贝格菲尔德指出，从历史上来说，电影研究在接受文化杂交和使用诸如“全球离散族群”和“跨国主义”等概念方面“有些落后于其他学科”。②而我们反复强调未来中国“跨民族主义电影”的走向，是中国电影“地方”建构的核心，是基于我们的民族概念始终是“复合性”的而非单一的，我们的“地方”概念也包含着突出的地缘共生性。的确，有西方学者已注意到冷战结束后，东欧、中东和广大亚洲地区的国家边界多次被重新划分，跨边界移民现象突出。而跨越文化、民族和语言的流动，事实上加速了全球化思潮中的区域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③正是基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民族电影正在不断超越个体民族本身，超越狭隘的地缘历史，而在“跨民族主义”的语义范畴中获得自身的身份确证，在清晰而强劲的“地方”审美间性中聚集其国族影像的显著优势，并发展具有高度现代性、国际性的独特中华电影。

       对此，借助近年理论界的相关成果，笔者从四个方面简要地对中国电影“地方”建构的核心路径——一种“跨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必要性展开论述。

       (一)资讯无界，当代科技力量不断打通地域空间的阻隔。借用鲁晓鹏对“一个跨国的后现代文化生产的时代”特性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时代，国家间的界限被新的电讯科技手段模糊了”，④同样的，民族间的界限也在被“新的电讯科技手段所模糊”，也就是说，由于互联网和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包括边远地区、边远民族、边缘人群都获得了空前的便利，在某种程度上平等享受科技创造与传输的成果，进行远距离分享交流、图文并茂的即时沟通，从而更多形成默契和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