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与国家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同频共振，电视剧领域出现了一些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主题剧。这类电视剧大多聚焦当下“三农”的社会现实，关注“三农”所涉及的重大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17年，《索玛花开》《青恋》《北方大地》《春天里》《苦乐村官》等电视剧把目光再次投射到中国农村的现实关切，农村题材电视剧开始升温。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一大批改革开放献礼剧，如《大江大河》《黄土高天》《岁岁年年柿柿红》等，聚焦40年改革开放中农村的变革，富有年代感的叙事在表现中国农村改革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2019年，《麦香》《花开时节》《温暖的村庄》《兰桐花开》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献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变化给予农业、农村、农民的希望。2020年，以《一个都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花繁叶茂》《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爱在青山绿水间》《遍地书香》《我的金山银山》《枫叶红了》《最美的乡村》《石头开花》等为代表的脱贫攻坚剧，塑造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形象。2021年，《山海情》等电视剧将农村剧推向新的美学高度，农村题材电视剧迎来了一个创作的小高峰。 当然，这些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美学命题。其中，“群众”作为电视剧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却往往又是艺术创作中经常被忽视的角色。有关“群众”的定义，尽管不同时代的内涵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有关“群众”的界定，大多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功能的所指符号。“群众”作为一种身份政治，既是区别于“党员”“干部”的普通人，又是乡村社会中的“人民”主体。本文聚焦电视剧中的“群众”形象，从“农民”主体性建构出发，总结此前电视剧中“群众”形象创造的得失，探寻“群众”形象所应传达的时代与历史文化意义，以期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表达有所借鉴。 一、电视剧中被忽视的“群众” 在诸多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群众”形象常常被用作推进情节、强化矛盾冲突的“添加剂”，他们有时候以“次要人物”“过渡性人物”形象出现，有时候连“次要人物”形象都算不上，大多是标签化、符号化的一群人。电视剧为了突出主题、创设情节、吸引观众，一般都格外看重“主角光环”的展现，即围绕主要人物的行动展开。“主要人物”作为“主角”尽管对于电视剧艺术创作而言关系重大，但处理好“主要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也尤为重要，王一川认为，“次要人物形象也可能具备并不次要的美学价值”。①从近来创作较多的扶贫剧来看，“群众”形象在诸多电视剧艺术创作中，要么是一些表达群众生活状况和基本诉求的次要人物，要么是低于“次要人物”形象一笔带过的群体角色，有的甚至是没有姓名甚或不需要知道姓名的存在。其中的问题在于，把“群众”仅仅看作艺术结构中的“添加剂”，使得这类形象在电视剧中有明显的“边缘化”趋势。这种“边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用“次要”的眼光看待“群众”。出现在农村剧中的“群众”形象一般是乡里的村民。从群众形象的塑造来看，他们要么是主要人物的附着形象，在电视剧中参与主要人物的行动；要么禁不住一些反面人物的诱惑和煽动，与其一道“瞎起哄”。一般而言，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一方面，对党员干部而言，让陷入贫困的群众脱贫致富是其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是其主要工作目标；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和群众又是目标统一的共同体，贫困也是群众自身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群众形象的“边缘化”，一些电视剧将“群众”简化为观念的符号，导致脱贫攻坚叙事成了党员干部(主要人物)单方应对的矛盾。丹纳认为，主要人物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②如果说党员干部是“火把”，群众就是那“别的火种”，只有一起“燃烧”，才会有冲高炽热的火焰。如果仅仅将群众当作“吃瓜”的看客，或者视群众为乌合之众，那就会偏离脱贫攻坚农村叙事的本意。由此可见，“群众”尽管不是电视剧用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但他们担当的角色不能轻慢和忽略。 二是忽略了“群众”作为一个群体概念的复杂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当代农村语境中的群众，本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果电视剧用简单、贫乏的落后人物、次要人物形象置换“群众”形象，其弊端便是抽空了“群众”的社会历史文化蕴含，将复杂、重大的“三农”问题简约化。新文化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典型形象创造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启迪。鲁迅、叶圣陶、茅盾、丁玲、柳青、李准、浩然、陈忠实等都不断地丰富着对中国农村和农民书写的经验。电视剧艺术家应当如何为新时代的“群众”画像?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当代农村想象为现代文明与落后文明交锋的场域，也不能将当代农民描摹为时代的落伍者或旁观者，而应该正视经过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正在发生巨变的现实，正确认识引发这种巨变的传统与现代合力，认识到乡村振兴中澎湃的农民力量对于百年中国梦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优秀的扶贫剧《山海情》为例，该剧通过异地搬迁所遭遇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压力，以及由此激发的人的内生动力，阐述了扶贫工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讴歌了这一人类伟大壮举的时代价值和意义。电视剧没有简单地看待和处理面对这一事件中出现的“群众”的“抵触”情绪和他们的“消极”举动，不是用简单的是非价值判断来看待“群众”不愿意离开他们贫瘠故土的行为。在第22集，马得福与父亲马喊水因为村里的老人不愿意搬迁发生了争吵，得福妹妹得花还在村广播的大喇叭里质问老辈人“为什么要让后辈一起受穷”，马喊水制止了得花的广播，并带得福去祖坟祭拜，向他讲述了一百多年前马家祖先逃难至此被李家祖先收留的往事。很显然，异地搬迁不仅仅只是“扶贫”的问题，它还牵出文化的根脉问题，“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几千年以来，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的中国农民用坚韧的乡土精神来抵抗物质和环境的匮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智慧和民族精神。《山海情》较好地处理了对于文化之根的认识，即异地搬迁不是要割断乡土文化的根，而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电视剧用“后人到了哪儿，根就在哪儿”这一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念最终打动了“群众”，并以此纾解了现实的突出矛盾。对于身边的父老乡亲等“群众”，电视剧突破简单的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观点或者现代与落后的传统观念，深入肌理，探寻作为独特文化空间的乡村叙事所具有的复杂性，丰富了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避免了群众的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