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包涵了众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广为大众熟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灵感与素材来源于民间，汇集了自唐末至宋元时期关于玄奘西天取经的神异故事，兼具文学性与趣味性。鲁迅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评价：“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1]《西游记》的版本、作者、内容曾被多次考证，不过接受度与流传度最广的依然是吴承恩的版本，影视剧也多以此版本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 最早的“西游记”电影出现于1906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出品的京剧电影《金钱豹》首次将唐僧与孙悟空的故事搬上银幕。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史中，曾多次出现了改编《西游记》的热潮，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融合了时代精神。“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盘丝洞”等故事被不断地解构重演，“孙悟空”“玄奘”“猪八戒”等人物不断变换姿态，这些影片在戏谑狂欢中展现了不同时期大众的情感诉求与审美文化。此外，《西游记》改编电影也成为建构东方魔幻主义的炫技乐园，通过视觉奇观将现代性与中国神话相结合。 一、《西游记》的经典改编 《西游记》曾多次被搬上银幕，通俗化、娱乐化的改编赢得了观众的持续性喜爱。杨洁执导的1986年版电视剧，更是令《西游记》的故事与人物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多次出现《西游记》的改编热潮，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武侠神怪片、60年代邵氏改编、90年代“大话西游”以及21世纪以来的西游系列电影等。《西游记》的长盛不衰，既离不开原著的经典与丰富，也与改编者锐意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有关。 (一)原著的经久不衰 《西游记》的创作来源于“玄奘取经”的真实历史，从现实出发，走向了神佛妖魔故事，在虚构故事中，融入对宗教的感悟与对现实的思索。玄奘取经的经历曾被其弟子记录为《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卷更侧重于记录沿路风土的地理风俗，不过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或许曾为小说提供了材料，如卷十一记载的西女国；之后，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加入了部分神仙志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出现了孙悟空的雏形“猴行者”，开始从历史小说转向神魔小说；此外，戏剧方面如《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等多种形式，都为后来的《西游记》积累了素材。 胡适评价《西游记》“以诙谐滑稽为宗旨”，称它“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2]。《西游记》“戏言寓诸幻笔”，将谐谑与奇幻结合，以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描摹神魔鬼怪，作者吸收民间文化，并从宗教文化、志怪小说中汲取营养，将现实与想象融合，突破传统的桎梏，在西游世界中展现世间百态。“《西游记》的嘲谑则含蓄与夸张兼备。含蓄时，旨微语婉，令人会心莞尔；夸张时，锋芒毕露，使人捧腹喷饭。”[3]故事中既有俗世的烦恼与诱惑，如八戒经历的多次情欲考验；又有佛性的超脱与顿悟，如第24回唐僧问“你说得几时方可到?”悟空答“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4] 《西游记》也有不少续篇，最为出挑的当属董说的《西游补》。《西游补》与《西游记》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包括作者在内承认《西游补》为《西游记》的补缺；另一种则认为《西游补》是独立性的创作，与《西游记》原著的情节主题大相径庭。林佩芬认为《西游补》自《西游记》第61回补起，“中途演化出另一个体系、另一种局面中多彩多姿、奇幻绝妙的故事来”，它“是创作，而非吴承恩《西游记》的续作”[5]。这种争议同样适用于《西游记》的改编电影，创作者从西游的背景和人物设定出发，讲述全新的故事，是否已经完全地脱离原著，变成了不相关的独立体。然而，正如德里达所认为的整个文本世界是一个差异系统，每一次阅读都会制造出一种“起源”或“在场”的幻影，幻影的不确定性将差异性推及至文本脉络与集合中。“续书、补入、改写，作为一种‘修正的阅读’，自有其发生的因缘，有情志补憾的功能，也有作者个人的偏见。”[6]因此，《西游记》本身的内容丰富性与主旨多元性，为之后的延展创作提供了灵感，改写、改编反作用于这本经典著作，不断扩充着“西游”的文本宇宙，令其经久不衰。 (二)电影化历程：持续的改编热潮 《西游记》的第一次改编热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西游题材的“武侠神怪片”兴盛，根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记录，仅1926-1930年间出品的《西游记》改编影片就有二十多部。[7]这些电影往往迎合了20年代古装片的潮流，从传统文学与民间故事中获取素材，集武侠打斗、神怪与艳情为一体。上海影戏公司充分认识到“《西游记》为中国著名说部，寓有哲理，欧美各国无不迻译，早成全世界传诵之作”，故“将全书分编摄制成影片，分十集，每集自十本至十二本”。[8]杜宇的《盘丝洞》(1927)便是典型的改编作品，《申报·剧场消息》称“《盘丝洞》一片，轰动全沪，其情节之热闹动人，早经脍炙人口，无烦赘述。”[9]可见该片在当时叫好又卖座。 第二次改编热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地出品了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0)与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61)，后者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借鉴了京剧、脸谱、版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充分发挥了民族审美的优势，达成了艺术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此外，在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邵氏公司著名导演何梦华执导了《西游记》(1966)、《铁扇公主》(1966)、《盘丝洞》(1967)、《女儿国》(1968)等系列电影，将传统的动作片融合特效技术。第三次改编热潮出现在90年代，当时的文学改编电影迎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过程亦悄然地完成了由8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的转换。完成了由精英文化的(指点江山)朝向大众文化引导，重构社会的转换”[10]。在此语境下，刘镇伟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995)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大胆地解构古典文学，利用戏拟的手法消解改写原作的人物关系与时空设定，拼贴、戏谑化的语言曾在当时掀起一阵“大话西游热”，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也成为了众多观众的青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