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以载道”与“道”之重构

      

      

       伴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化，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价值传承与现代转化从而有力地参与电影的创作与研究，是紧迫的时代命题。传统文化拥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多样的艺术门类，从方方面面形塑着中国电影，其中既包含独特的文化符号，也蕴含着深层的思维逻辑、价值观念。由此，一套系统地定位中国电影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作为一个总的框架，应当有效地分析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何种方式参与电影的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这一框架需要展现出一种格局——中国的思想文化，不仅定义着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而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观察，它也丰富着对电影本体的阐释，这是中国电影理论能够真正立于世界思想之林的前提。

       一、对当下电影“中国性”探索的再审视

       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电影研究的联结框架，是电影“中国性”探索的重要组成。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挖掘，将源源不断地滋养着电影“中国性”的深化。这要求我们对当下的电影“中国性”探索作一审视，厘清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中国性”的挖掘，常常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于是，如何选择比较的视域，构成了核心问题。一个良好的比较视域，有利于跳出较为单一的文化逻辑，挖掘各自的丰富性。然而，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过程中，“总体化”问题常常藏在思维的暗面。“总体化”既可朝向西方，也可朝向中国自身，它是一种忽略文化之中的异质性、试图获得整全式概括的倾向。在面向西方时，它通常呈现为对西方的笼统概括，将西方思想勾勒为一种强调逻辑的、理性的、线性的、人类中心的、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思想体系。而与之相对，中国之独特性便显而易见——感受的、非线性的、循环的、天人合一的、主客相融的。这些特征贯通至所有的中国艺术门类——绘画、诗词、书法、音乐，其中自然也包括电影，中国电影的独特性可由此导出。此种论述存在视野的局限，它将作为比较参照的西方思想直接预设为前现代的逻各斯哲学传统，忽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西方思想的转向。在这一转向中，思想家们从各种路径颠覆逻各斯传统，尼采提出酒神与日神两种驱力，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海德格尔将哲学的目光从“存在者”转为“存在”，梅洛-庞蒂强调身体……而这些思想都以各种方式汇入了目前西方对于电影的创作与思考——这同样是探索“中国性”十分重要的比较视域。

       当“总体化”朝向中国时，它呈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笼统概括，忽视了理论内部的多样性。以儒家为例，我们通常会理解为“仁礼”“中和”“格物致知”等，然而它们其实对应着儒学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不同，由此而导出不同的宇宙论、人性论。譬如我们常说的“心性论”其实是宋以后的儒学；在唐以前，儒学是“情本论”，并不强调“心”的概念。由此，不同时期的儒学带给我们的视角和启发是不同的，先秦儒学或许更偏向“情”的阐发，而宋学则偏向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如何贯通的问题。厘清理论之中的异质性十分重要，这决定了我们是否能深层次地挖掘思想文化对电影的可能启发。譬如我们都认为费穆是一个儒家意识浓厚的创作者，《小城之春》亦体现了儒家特质，然而，从先秦儒学出发或从宋明理学出发，实际上会得到对《小城之春》不同的阐发理解。

       所以，在探索“中国性”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总体化”倾向，这一倾向因过于急迫地试图建立身份的独特性，既忽略了西方思想的异质性，又错失了中国文化内在的丰富性。当我们正视了中国文化内在的丰富性时，也更容易挖掘出其中的独特部分，进而对电影“中国性”进行准确的定位与分析。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是探寻电影“中国性”的重要面向，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在电影的各维度之间建立融贯的、系统的把握。因为传统文化资源不仅涉及表层的符号与意象，也涉及深层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等，如果没有建立一种系统的理解，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便面临着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风险。这不仅仅影响着中国电影的风貌，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电影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在表面上看，好莱坞电影中涌现的中国符号似乎造就了文化多元性的丰富呈现，但却有可能出现“表中里西”的情况，将中国文化资源简化为一种奇观化的符号挪用，而失去了对深层思想的准确理解。这阻碍了中国文化进入电影的广度与深度，不仅意味着中国民族特色在电影呈现方面的损失，也指向了电影这一媒介本身的损失。因为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媒介所蕴含的潜力和创造力，是需要借助不同的思维逻辑以开掘与突破的，而在这之中，中国文化恰恰提供了有别于西方逻各斯与反逻各斯传统的独特思维。

       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将发现，探寻电影“中国性”，并不止于寻找“中国风格”。因为，我们在使用“中国风格”一词时，通常只会面向中国电影，毕竟我们不会说某部俄国电影是中国风格。这便天然地局限了中国文化参与世界电影文化的视域，因为这部俄国电影可能在某些维度上恰恰体现了中国的时间意识，或者说，用中国的时间意识去理解这部电影，会更加精妙。换言之，中国的思想文化，不仅仅可以框定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它的视野可以更远更大，可以发挥对电影本体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