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主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电影史研究也不例外。李少白提出：“电影历史学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无疑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历史的，又是电影的，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电影历史的研究。他从“真实原则”(如实地反映电影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及其内在规律)、“发展观点”(辩证的历史观，从看来相似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不同来，作多向度、多层次、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和“历史评价标准”(历史主体是否推动或者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起到了作用)三个维度展开了阐释，属于较早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在电影史研究运用的代表。②后续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本文主要论述左右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几种历史学观念，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电影史学研究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的“官修正史”观念 很多学者试图编撰正规的权威的电影史，这实际上是受正史观念的影响。正史观念自古以来对中国历史的编撰影响很大。中国各朝各代都要修正史，正史是由国家权力主持编撰，以国家的名义发布。后世各朝大都采用一种正史编撰模式，由一位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官主持，带领一个机构，占有所有的资料资源，专职编修正史。“二十四史”的编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写正史的治史观念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半官方或个人撰写史书，难免要采用写正史的模式。特别是一些集体项目的编撰，习惯性地采用正史编撰方式。《中国电影发展史》作为电影“官修史书”的代表之作，看起来是个人编撰，由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三人共同主编，实际上采用编撰正史的模式，主导思想由国家领导机构提出，主编负责总体设计，指导方向，集体编撰，写作者有分工合作。《中国电影发展史》形成了其实是在夏衍、陈荒煤为领导下的写作团队。程季华曾在《病中再答客问——关于〈中国电影发展〉》中说道：“我们实际上组成了三个梯队，一个是电影史写作的梯队，一个是做口述实录的梯队，还有就是写作电影史话的梯队。”③ 《中国电影发展史》以政治为主线，兼顾电影各个方面；主要划分了进步电影和落后电影，指出了进步电影如何推动了中国电影发展，取得哪些成功经验。编撰者占有大量资料，史料经过严格精心筛选，记述平衡稳妥，评价力求公允。这部著作的编撰符合后世编撰前朝历史的规律。显然这种编撰方式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效果。《中国电影发展史》并未采用封建王朝正史写作的“纪传体”或者“编年体”的体例，而是以“发展史”为写作模式，这是效仿苏联电影史写作的模式。全书以“革命电影史观”作为写作立场，形成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电影史学写作的范式；以《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写作的指导思想，对早期电影中叫座的神怪片、武侠片等，比如《火烧红莲寺》这样的电影一律称为“落后电影”，因为不符合“新民主义文化”下电影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求。另一方面，像费穆的《小城之春》在艺术成就上属于“现代电影”，其电影观念十分超前，但是因为成片年代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革命浪潮高涨，电影传递出来的感伤情绪与时代产生了错位感，也没有得到客观合理的评价。 以今天的眼光看，各朝各代编撰正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各朝代不同政权坚持不懈严肃整理记录历史，几乎没有遗漏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为世界仅见，共同组成中国通史。这就是二十四史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编撰正史，以史为鉴，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正史多为后世编撰前世历史，如清朝治明史，其好处是，对前朝的历史教训发现总结比较认真，历史兴衰原因总结比较客观，可以避免一味自夸，不思进取。《中国电影发展史》同样用“以史为鉴”的目的进行写作。与封建王朝书写正史观念不同的是，《中国电影发展史》并非历史循环论，而是进化论，即以“发展”的观点讲述历史。同时，为了体现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将“左翼电影”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史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将“左翼电影”与“人民电影”进行了集中讨论，即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指导。 二、“朴学”与“科学” 自“乾嘉学派”以来，“朴学”取得一定的成就，“朴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对学术研究意义颇大。辛亥革命后，“朴学”的治学精神与“科学”的实证主义进行了整合与通融，成为历史学者治学的通用法则。后西方学者大都自认为信奉历史主义，它可以简单描述为，这是西方确立的关于历史学的一整套学说，近代以来有所发展。它将历史从记载历史事件转变成一个统筹一切生活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种知识被视为科学。他们公认一种阐释历史的方法，称之为实证主义，认为这是以一种客观公正可靠的方法认识世界。历史学者应不偏不倚地看待任何世界事物，尽量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去除各种各样的非学术因素影响。从事历史研究工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史学训练，著书立说时从选题、研究到发表都要遵循一套规范，这样的史学成果才具有学术性。实证主义符合人们对于历史的一般认识，就是真实记录史实，这与传统历史观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信达雅，把信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体现了尊重事实的精神。由此看来，西方古典史学的实证主义引入中国并被中国学者接受是可以理解。 受这种实证主义史学观影响最大的是民国史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经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中国的史学观发生极大变化，旧史学式微，需要与社会发展适应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撰述。史学学者很大程度否定了原先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观，开始学习西方的古典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④虽然引入中国时间不长，但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于个体治史的研究者来说有吸引力。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史学著述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程树仁编著的《中华影业年鉴》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著的《中国电影年鉴(1934)》均受实证主义史学观念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