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演化历程、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DOI：10.13948/j.cnki.hgzlyj.2022.05.0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文件。2018年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昭示已然进入数字乡村建设的新阶段。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从战略安排层面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未来行动面向和在地化实践之路；2020年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2021年1月十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部署了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动、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等8个方面的重点行动。2021年2月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2022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上述一系列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针无疑都彰显出数字乡村建设创新行动的现实价值与未来机遇。

      随着新时代数字经济的不断勃兴，“数字下乡”已是必然之势。换言之，数字时代下如何促成数字化技术逐步下沉至乡村场域，已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事实上，除了传统的信息赋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网络政务、数字村务已得以有效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其正快速融入于乡村治理空间的任一场景之中，进一步快速推动城乡融合，这无疑会重构乡村主体生产与生活空间(陈潭、王鹏，2020)。那么在如上的背景之下，数字技术得以在乡村振兴进一步被应用，换言之，数字乡村的有效治理不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的重要行动方向。反之，要推进和实现数字乡村的有效治理则必然需要建立在乡村主体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这一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乡村生产的数字化，还需要同步实现乡村生态和生活的整体数字化，持续推动农业农村整体性的数字化转型(鲍静、贾开，2019)。此外，因2020年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乡村场域空间中的疫情防控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为数字乡村治理行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众多实践调研表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面向乡村场域空间的下沉，有效促进乡村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充分彰显了数字乡村之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价值与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与现实实践，全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如火如茶”之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的重要命题。为此，本文面向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在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实践中存有何种典型模式来助推乡村振兴？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实践又会面临哪些现实困境？立足于当下新阶段，选择何种策略路径力图提升数字乡村的治理质量？只有对上述问题得以有效阐释，才能有效厘清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行动逻辑，以期有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二、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演化历程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战略在乡村治理场域空间中本地化实践之基础，同时也是提升乡村治理质量的有效工具与重要实践手段(邓悦、肖杨，2022；方堃、李帆、金铭，2019)。因此，如何厘清数字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演进历程尤为重要，以便于进一步理顺其内在演化逻辑。

      

      (一)“乡村信息化”阶段：互联网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

      从1990s至2007年被划分为“乡村信息化”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理念是以乡村事务治理为中心，目标在于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在“乡村信息化”阶段，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通过信息化下乡路径，实现了互联网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由此可以认为，上述行动过程可以阐述为“条”的逻辑，即以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实现乡村治理质量提升工作推动，倡导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和基层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事实上，互联网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在现实治理场域空间中得以显见：第一，通过构建出“互联网+电商”模式，使得乡村生产更为信息化，农产品信息化营销应用，从而为本地化农产品注入新的信息活力。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已然搭建好1个跨境电商产业园、4个众创空间、19个电商专业村。此外，整体性培育出425个电商服务站点，其广泛地覆盖辖区内270个行政村。第二，打造出“信息化+农业品牌”支撑体系，围绕乡村主导产业，强调产业价值与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乡村产业的信息化应用，从而最终推动了乡村产业的深加工。

      总之，“乡村信息化”阶段互联网技术只是被视作改进乡村治理绩效和基层政府内部组织效率的一种工具。此外，乡村治理质量以及基层服务质量改进的动力源于基层政府的职能业务驱动。但是，上述所论及的乡村信息化并非是在自发秩序下演化而成，更多时候是在政府单一主体行动主导秩序下进行的业务信息化改革。因而，其内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是建立在科层制的基础之上，互联网技术对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积极助推作用呈现出显著性。那么在这一阶段，乡村治理数据是一种资料，且不对外公开，更多时候是处于“保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