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电影学界引起了广泛热议，并对当时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符号学已降的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引入，关于“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讨论热潮才开始逐渐降温。对于巴赞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爬梳和分析：他们梳理了“巴赞热”的形成过程，它对于中国电影观念更新所起的作用，以及巴赞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曲解和窄化的情况。①然而，这些论述忽略了当时接受情况的复杂性。首先，在相关研究者的表述中，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理论史被描述为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电影本体论代替了电影工具论，艺术得以和政治脱钩，电影语言、电影观念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②而巴赞的中国化内在于这样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历史表述，不可避免地“放逐”了一些异质性的历史材料，比如郑雪来、罗慧生的著述。其次，当时的电影理论界绝非铁板一块，不同知识背景和立场的学者对于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理论舶来品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观点经常是相抵牾的，在各抒己见的论辩中，既存在误读、错位和望文生义的攻讦，也不乏对理论的真知灼见，呈现出众声喧哗之势。虽然第四代导演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中，对于巴赞理论的接受仅限于形式技法层面③，他们“在巴赞纪实美学的话语之下，掩藏着对风格、造型意识，意象美的追求与饥渴”④，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理论界，理论家们对巴赞的认识绝不仅限于形式层面，他们对巴赞美学的内容诉求、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有着敏锐的洞察。第三，和巴赞几乎同一时间传入中国的另一位理论家克拉考尔，在相关研究中被结构性地忽视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在中国学者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阐述中，巴赞和克拉考尔往往被捆绑在一起，早在1981年，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一书就被邵牧君翻译出版，而“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这一修辞在当时被引用的频率丝毫不亚于“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如果不把克拉考尔纳入考量，势必无法描述出历史的复杂图景。这些既有学术话语的结构性空白和裂隙，为重估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在中国接受状况提供了契机。

       笔者无意于推翻前人的观点，也无意于去抵达所谓的历史真实，而是尝试将那些被忽视的历史材料纳入到分析中来，并将那些被习以为常的话语问题化，将克拉考尔、巴赞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知识表述和解释方法，一种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联形式”⑤进行某种知识考古学式的发掘，从而发现更为丰富的、异质性的历史内容。郑雪来和邵牧君两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电影观念的论争，为深入挖掘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一方面，两位学者在电影理论方面的素养和视野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有着深入阅读和独到见解，而且20世纪80年代前期正是他们理论写作的高峰期；另一方面，他们的论争即以如何看待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为中心，又牵涉出更广泛的电影观念问题，并在针锋相对中显影了诸多亟须研究的社会和文化症候。

      

       图1 电影理论家、翻译家郑雪来

       一、郑雪来和邵牧君的论争始末

       郑雪来和邵牧君都是20世纪20年代生人，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外文系接受了大学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郑雪来先后就职于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从事戏剧、电影的翻译和研究工作。邵牧君也曾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担任翻译，后调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书籍编辑协会艺术研究部任研究员，从事外国电影资讯的编译工作，参与创办并长期主持学术刊物《世界电影》。两人在外国电影和理论领域深耕细作多年，且因为工作的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献，能够及时了解到外国电影的发展状况及新的理论观点。不过，郑雪来译介的大多是来自苏联的俄语文献，而邵牧君译介的大多是英语文献(包括转译成英语的)，比如在1962年，邵牧君就从英译文转译了巴赞《蒙太奇运用的局限》(Montagem Proibida)一文，这也就造成两人在知识结构和理论视野上的差异，为两人的论战埋下了伏笔。

      

       图2 电影理论家、翻译家邵牧君

       总的来说，邵牧君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的译介者和支持者，郑雪来则对这些新潮的理论持有批判态度，然而，这种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的，在具体的问题上因为论述重点的不同，两人的观点会发生偏移，这一点在两人第一次论战中就明显展现了出来。1979年，李陀和张暖忻在《电影艺术》第三期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在后来的电影史叙述中被认定为推介巴赞理论的标志性文章。实际上，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非这篇文章的唯一焦点，它只是“现代化的电影语言”之一。两位作者认为，当时国内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过于陈旧，亟须从世界电影语言中汲取营养，他们提出，现代电影艺术对于电影语言的新探索分为四个方面：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走向电影化；镜头运用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也就是用长镜头理论中和蒙太奇理论；探索新的电影造型手段；不断探寻新的表现领域。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