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22)05-0001-11 DOI：10.13917/j.cnki.drama.2022.05.002 电影进入中国，仅作茶园戏院助客欣赏的余兴。娱乐性作为电影的基因，过于耀眼。外国放映商利用电影娱乐属性牟取商业利润。随着民族制片业崛起，中国影人认识到电影的娱乐并非偏见或负担。商业与市场的饱和，孕育、催生了电影艺术性、人文性与思想性，比较清醒的电影家懂得，不承认电影吸引观众的娱乐属性与市场逻辑，就使人无法掌握当下，从而无法真正发挥电影的功用。电影是生活之外的补充，娱乐性应是生活的调剂，艺术的享受。电影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情节编织，激起观众情感波澜，进而发挥思想启迪的作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让娱乐混淆过去，在观众面前失去能动性。回首电影百余年的历史，除了其间的“外来”/“本土”的二元性作用之外，吸引观众的因素很多。电影和艺术创造总是和电影的消费、娱乐和感官的特性紧密相连，从重视感官到强调功能，它们在电影活动中相互交织。由此出发，从电影思想意识发展史的角度，追寻早期中国电影发挥思想“互构”与情感逻辑作用下的“影统”的重要路线和观念轨迹，即对电影娱乐性的超越，是有意义的。电影思想意识的变革、转向，在展示早期电影的可能世界的同时，显现了中国电影追寻现代主体性和通向中国电影思想话语建构、展现作为电影思想演进规律的“影统”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影统”一词，是借鉴并受到“道统”的启发。道的概念在儒家思想诞生时已蕴藏其中，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从道不从君。”②诸如此类，直到韩愈将其重新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③[1](P2)这树立了道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地位。道的传承顺应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一个历时性的过程，“道”是传授谱系，“统”是历史过程。显然，“道统”的提出，确立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合理性溯源和思想史的谱系，其中“统”暗合着某种思想中经典、突出而重要的文本、人物和历史流变，这是确立思想连续性谱系合理性的重中之重。北宋时期，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意识被打破，在边界和敌国意识逐渐觉醒的同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萌生，这也成为道统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历史背景。从历史叙述和方法论的角度，把电影技术与商业化“生产”、电影“娱乐”和电影“主体”建构的复调关系，融进电影观念/概念之中，在差异与融合中重新将其编码为电影思想，即这三者在一种可称之为电影一般思想或规律的“影统”思想研究系统中，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并构成了包含电影技术、商业、电影作品以及电影观念与电影思想意识等内涵的“影统”的复调对话与流变。 一、电影技术、商业化与电影思想意识的可循环生产 摄影技术引发的美学革命，令银幕前的观众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习以为常的生活，幻化为影像，激活观众的感官，催生了原本琐碎生活中蕴含的新的感性与审美意味，使我们有机会接近异己的新的客体与文化。电影媒介是新技术与工业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自然科学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新技术、新发明被应用于生产领域。电影的拍摄在法国被迅速工业化，百代公司对胶片制作、电影棚、剧本等电影生产环节加以统一调控，五个电影制片厂不间断地生产影片，其影响遍布全球，“百代出品”传至世界各地。艺术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愉悦的形式，满足欣赏者对美的要求。它在通常理解的艺术门类中，电影是首次从技术生发而来的一门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传播也源于其背后的资本推动，所以在电影的艺术地位被确定之前，它只是资本家眼中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商业化的新科技。“影统”诞生的根基，源自对电影“生产”最初的看法——商业化。电影的工业属性确定了以大众为消费对象，可产业化生产的特性，使资本与工业化结合愈加紧密的同时，电影也以自身的艺术性区别于普通工业的机械复制。商业运作向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制片人与创作者之间的良性制约在电影市场与观众层面上有了一个更大的拓展，这也体现了电影艺术与商业的集合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影业的世界放映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战”之前，法国拥有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影工业体系，在1906年至1914年，曾一度获得世界电影利润中90％的红利。从摄影机、放映机的制造，影片的制作拍摄，到电影放映，百代公司是最早实施垂直整合模式的电影公司。此外，百代公司还在意大利、美国、俄罗斯等地建立制片厂，实行横向整合策略。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百代公司压缩电影生产部门，将资金投入发行、放映部门，百代公司被挤到电影产业的边缘地带。1918年，法国电影极力恢复到战前电影生产水平，但法国电影市场已逐渐被美国电影吞没。查尔·百代解散了其庞大的电影工业王国，仅保留两家小型影片摄制机构(百代农村影片公司、百代小型影片公司)，法国其他制片公司纷纷效仿“百代”，曾在国际影片贸易中占比80％以上的法国在接下来几年的影片输出几乎为零。 “百代”出品在中国电影市场的锐减，也给民族电影试制以可善加利用的良机。尽管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影片公司相继倒闭，但1917年，依托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成立，开始兼营电影摄制。商务印书馆交际科科长谢秉来“备述受盘之利益”④，开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次规模化本土制片活动，中国电影遂进入具有经济、技术支持的规模经营阶段，中国影片制造公司、长城画片制造公司、中国影戏研究社、上海影戏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影片公司陆续成立。张石川在上海“信交风潮”之下，与郑正秋、郑鹧鸪、周剑云、任矜苹等人商议，于1922年3月组建明星影片公司。明星公司采用股份制，设立制片部、总务部、营业部，在中国电影制片业中较早地建立了相对严密的电影生产系统。1926年，明星公司发布添招新股计划，加强自身院线建设。同年，为“谋影片商与制片公司双方之便利及增高国制影片艺术起见，援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例，由‘上海’‘明星’‘大中华百合’‘神州’等影片公司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⑤。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成立的出发点，是对中国电影制片业的资源整合，调遣编剧、导演、摄影师、演员等以保证出品影片质量，抵抗粗制滥造的电影。“六合”系电影界合作的大本营，旨在提升观众的鉴赏力；在小乡镇兴建影戏院；请求免捐税，等等。1929年6月22日，由于各公司之间相互倾轧等原因，“六合”最终宣布解散。1930年，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建立的联华影业公司成立，从放映业一路逆行进军电影制片领域，迅速崛起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势力。“联华”拥有覆盖北方五省发行放映网、宣传刊物《联华画报》、人才培养机构“联华歌舞班”，一个集制作、发行、放映、宣传、教育功能于一体的电影“托拉斯”初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