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已处在从中高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客观环境和目标定位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格局重塑和科技竞争程度加剧导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新时代我国要在更趋复杂的环境下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这是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内在地要求我国对经济发展的理念、路径和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延续此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作为对此种情形的回应，我国在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状态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大进大出”模式相区别，新发展格局是在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内外部经济的高水平再平衡，是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之后为适应经济发展规律而采取的系统性、主动性调整，是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 从实施条件来看，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前提，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之间要实现灵敏衔接，不同地区和部门的要素产品供给、需求之间要达成快速对接，进而在市场秩序扩展的条件下实现财富增长和成果分享，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增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显而易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状况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循环状态，进而也影响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程。但在实践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深化阶段，国民经济体系还存在市场分割、循环受阻、交易成本偏高、部分地区产业同构明显、商品和要素流动不畅等情形，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还存在要素过剩与短缺并存的错配状况，这些抑制了我国市场的规模扩展和层次提升，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性文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坚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时代逻辑和实施逻辑。①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是一个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家。促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经济关系对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具有基础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辅相成，迄今为止我国城乡之间的要素市场化配置还在推进过程中，城乡关系视域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不断深化的重大使命。城乡关系视域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可简称为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指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从按照政府指令方式转向依据市场引导方式。这一变革关系到城乡生产要素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流动、对接和组合，是我国整体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城乡关系维度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城乡结构转化的重要支撑条件。只有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上，城乡二元结构才可能走向真正的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体现出我国经济体系的两重转型特征：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需要转向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这体现了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政府指令型的要素配置需要转向市场化要素配置，这体现了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这两种转型的相互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因此，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条件，联系我国城乡结构转变这个客观背景，在考察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视角中理解和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从而在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发展格局构建之间形成彼此关联的逻辑链条。 一、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义 城乡要素市场化的本质是城乡要素配置方式变革，即城乡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配置工具从政府指令向市场价格转变，配置主体从各级政府向微观主体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市场机制在城乡要素配置中的范围不断扩展，作用不断增强。对于我国这样具有大一统特征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城乡要素配置方式与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战略内生的经济制度产物。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了在资本极度短缺的禀赋条件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采用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指令方式对城乡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进行配置，以此为国家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保障。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确实支撑了我国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政府高度集权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城乡要素配置方式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条件。1978年我国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也随即发生，在实施经济增长主导的战略背景下，城乡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依据市场机制配置的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得以在城乡、产业、地区之间进行职业选择，资本要素得以依据收益率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村土地也得以依据征收和转让等环节转变为城市土地。由此，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资本和土地在城乡之间的再配置成为我国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经济领域面临的关键任务不再是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而是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回应内外部环境转变，实现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转变需要进一步释放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并提高发展成果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分享性。无论是城乡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还是城乡居民分享程度的增强，均与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直接相关，城乡要素市场化的深度、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概括地说，新时代我国的发展实践内在地需要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来驱动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 在中国，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着紧密联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四个关键词：“全国”是空间概念，即从整体的国家视角来理解经济活动，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发生在全国的各个地区或部门，除了一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不能在地区间、部门间设置市场活动的进出壁垒，这一空间概念凸显了要在国家整体的宏阔视野下理解和把握市场机制，这也是中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是规则概念，即微观主体在全国范围的市场行为面临同样的经济制度环境，规则统一和基础设施供给使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持续下降，在同一制度环境下，微观主体依靠自身的禀赋条件、经营决策以及努力程度获得相应的收益，市场由此可以充分发挥“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反之，“各自为政”“与邻为壑”必然会因规则多样而阻滞微观主体的流动性，因此也必然会伴随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大市场”是结构概念，即市场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市场供给者和市场需求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结构关系，不同部分之间形成正向反馈，从而推动市场在时序上的自发秩序拓展，同时“大市场”不仅是指静态的市场体量，而且是指动态的市场扩展，即市场能够在不同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中形成规模扩展、层次攀升的良性状态；“建设”是实施概念，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议题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其最终的落脚点是要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考虑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涉及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也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政府部门，这些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关系，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多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建设进程必须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结构以及激励相容问题。显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转换更为顺畅的过程，是一个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释放和增强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持续凸显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将目标导向和路径可行两者权衡考量的过程，从而体现出《意见》强调的“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样的目标定位。在这一过程中，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度和成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国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