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地球正迅速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人类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恶化和污染加剧等环境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2021年世界环境日前夕宣布启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呼吁全球民众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系统、遏制环境退化。①电影是我们看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视觉文化强势崛起、媒介化程度日深的当下世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和雅俗共赏、视听结合的艺术形式，会对人们如何感知和对待其所生活的外部世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使得电影成为对生态理念进行媒介动员与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形态，亦是社会生态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人类世这一重视反思现代社会进程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加剧和人类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回顾中国生态电影话语实践的历史进程和价值重建的变迁，分析其在多维面向下类型融合的可能，对于中国电影的生态话语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生态电影：概念的限定与延展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可以说21世纪以来在学界的研究视野中“生态电影”这一概念已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就欧美而言，早在198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俄斯特拉发市就举办了以生态平衡为主题的国际性生态电影节。②美国学者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ac-Donald)于2004年最早提出“生态电影”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类作品是提供“现代生活机器内的某种花园——一个逃离惯常消费主义的‘伊甸园’似的临时庇护所”③的电影，它与好莱坞大片形成思想和美学方式上的差别和距离，强调使用长镜头，降低电影的剪接速率，既让观众慢下来细看自然之美，也是对传统消费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 当然，麦克唐纳对生态电影的定义并不完全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如大卫·英格拉姆(David Ingram)认为，生态电影不只是麦克唐纳所概括的《河镜：贯穿四季的河流芭蕾》(Riverglass：A River Balletin Four Seasons，1997)、《河流研究》(Study of a River，1996)、《时间与潮汐》(Time and Tide，1999)、《中部山谷》(El Valley Central，2000)、《索古比》(Sogobi，2001)、《洛城》(Los，2004)等带有实验性质的艺术影片，一些对环境议题进行思考、带有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土地伦理学(land ethic)、环境保守主义(environmental conservatism)与激进主义(radicalism)色彩的好莱坞叙事电影也属于生态电影的范畴。④美籍华裔学者鲁晓鹏则在其和米佳燕共同主编、于香港出版的《环境危机时代的中国生态电影》(Chinese Ecocinema：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2009)一书中以中国生态电影为具体案例，给予生态电影更为宽泛的界定，分列出中国生态电影的六种题材与类型：即在革命、现代化和工业化等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如何无法抗拒地被异化的自然环境所裹挟，如《黄土地》(1984)、《老井》(1984)、《苏州河》(2000)、《三峡好人》(2006)；城市规划与迁建中普通居民的生活变迁，如《小武》(1998)、《洗澡》(1999)、《世界》(2004)、《苹果》(2007)；生理残疾或智力障碍者在其社会关系网中的非常生活，如《舟舟的世界》(1997)、《漂亮妈妈》(2000)、《幸福时光》(2000)；现代社会人与动物值得言说的关系，如《英与白》(1999)、《卡拉是条狗》(2003)、《可可西里》(2004)；对远离城市文明的传统乡村生活模式的摹写和赞美，如《那山 那人 那狗》(1999)、《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天下无贼》(2004)、《绿草地》(2005)、《德拉姆》(2005)；在商业化社会中试图重归一种宗教整体性思想与实践及其遇到的困难，如《香火》(2003)、《静静的嘛呢石》(2005)。⑤他认为“生态电影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电影。它探讨人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自然和动物，是从一种生命中心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世界的电影”，研究中国生态电影“旨在检视中国电影如何通过对场所、地方空间的重新想象来参与探讨生态问题”。⑥ 美国学者斯蒂芬·吕斯特(Stephen Rust)主张以更大的包容性来进行生态电影的研究，他认为所有影片都具有生态含义，生态电影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直接传递环境意识与信息的电影，那些兼具地域性和全球化语境、包含性别政治、关注环境正义及迪士尼自然出品的动物题材影片等体现“生态的文化逻辑”、能够“重塑感知”的电影也应涵盖在内。⑦不同学者从哲学思辨、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历史观和文化批判等各种视角切入进行不同题材、类型电影的生态批评，“生态电影”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处在不断地被界定、阐释和完善之中。 时代语境：人类世与生态文明建设 由于人类活动对地形地貌和包括气候、物种在内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2000年经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率先提出、2019年34名科学家组成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确立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以此警示全世界人类活动对地球已经、正在和可能造成的巨大变化。⑧克鲁岑明确指出在未来自然界的面貌如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所做出的抉择。当前人类亟须改变的是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建立起与赖以生存的地球和自然世界共存亡的文化理念，而不是一味地消耗、利用或远离它们。⑨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在《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The Great Accelerati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2018)中认为，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对全球生态产生了最有力的影响，人口数量、城市化、有毒化学品排放、森林砍伐、海洋酸化等方面都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种大加速虽已有不可持续的迹象，但人类世还将继续或进入新阶段。⑩另一环境科学家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则提倡在人类世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后自然”(post-natural)的研究范式，将地球上的人类视为与整个大气系统和生物圈等自然系统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更加关注如何使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这一迫切问题。(11) “人类世”这一概念经由各种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不同学科和领域对人类世的关注，使之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公众所认知，一些研究团体和个人开始重视和重新审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人类命运的前景、人类发展与现代性等诸多现实问题。如西蒙·刘易斯(Simon L.Lewis)和马克·马斯林(Mark A.Maslin)的《定义人类世》(Defining the Anthropocen)；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和马克·马斯林(Mark Maslin)的《对话录：人类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e：A Dialogue)；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和约翰·麦克尼尔(John R.McNeil)的《人类世：人类现在是正在压垮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吗?》(The Anthropocene：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 of Nature?)。在人类世的视域下，反思人类现代化的、消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反思现代文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与生态环境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