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电影(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lm)是一个由来已久却又不断生出新增内容的动态指涉。它始自电影创作的主题内部，从类型杂糅的复合基底中逐渐创生出趋于完整独立的人机叙事原型模式，并在艺术想象带动技术创新的强有力波动中进行外扩实践。内在层面上经过近百年多个国家地区在同类电影主题上的思辨演进，以及外在的七十余年计算机科学的迭代发展和智能化技术在电影业各环节上的渗入应用，一个带有技术社会典型特征的机器换人系统正在全面铺开，加速升级。 始自类人模仿的智能型形象构造与冲突性情节设计为人工智能电影的后续发展铺垫出多个可行路向。首先，影片内在层面的主题立意逐渐深化，不再简单重复初创期的人机矛盾二元对立模式。伴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持续内省甚至是自我批判，人类纪艺术①的典型范式在人工智能电影中不断得到修正，不仅将类人模仿游戏的神话加以影像化重述，而且不断融合其他电影类型的叙事元素，扩大人工智能电影的主题范围。其次，电影在现代性来临之后愈加突出了它之于现实的镜像意义，除了反映真实、反思历史之外，科幻类型的电影还具有思考未来、预先构建未来图景的特殊关怀。电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相融合的产物，与技术社会的联系尤为密切。技术预言是展现于科幻电影中的重点想象，既部分地带有追求艺术效果的夸张渲染，同时也反过来作为促发物质世界变化的精神物象，在难以预知却又时常可见的实际方面引发出新的技术思维灵感。再者，上述两方面的彼此助力落实在电影产业当中，构成了人工智能作为电影制作辅助工具在全产业链中的铺展应用。大量岗位由专人主理变成了人机协同，甚至接连涌现出工作任务完全分解为算法程序与大数据分析的新内容流程，在技术社会中普遍出现的机器换人(Machine Substitution)趋势②也逐渐波及电影行业，表现为制片流程的系统化升级。 一、围绕智能体(强人工智能)展开的类人模仿、神话影像化重述并转向后人类伦理探析 关于人工智能的普遍定义一般是按照四种类型进行组织，即“像人一样进行思考的系统/理性进行思考的系统”，“像人一样进行行动的系统/理性进行行动的系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有头脑的机器”“(使之自动化)与人类思维相关的活动”“创造机器以使之完成人需要智能才能完成的功能”“人工制品中的智能行为”等，涉及的计算机能力主要分布在六大领域：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示、自动推理、知识学习、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技术。③有些研究者偏好使用交叉学科的专门术语来划分人工智能的阶段性发展重点以及根据不同功能进行板块分类，但是人工智能事业的创始人兼达特茅斯会议发起人之一的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则推荐使用相对通俗的用语，例如智能(intelligence)、智能体(agent)、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弱人工智能(Weak AI)、通用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等。这些词语对于更好地分析人工智能电影无疑是更为明晰的选择。 电影史上第一个人工智能角色出现于1927年，弗里兹·朗执导完成的《大都会》(Metropolis)将一个完全肖似模仿对象的类人机器人塑造在银幕上。文本层面上的教师玛丽亚和以她为原型模仿制造出的机器替身(Maria's robot double)，正式开启了剧情长片中的人机叙事模式，为随后渐渐成形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电影贡献了初始维度。其中的要素包括：影片的主题情节发生在人和以其为模仿原型的仿制者之间；酷肖原型的类人仿制可能综合使用不同的材质与组接技术，也可能只是突出模仿某一个或某一些特质，还可能是在完全仿真的幅度上重现一个真伪难辨的替身；在影像呈现环节上，拍摄一面而多人的场景画面时会创新性地发明使用视知觉方面的特殊效果手法，或者依赖经过高超的服化道技艺加持的演员表演；影片在人类纪和后人类的立场交织中展开思辨，往往带有对于人机叙事未来发展走向的预测，深入探析赋有智能的类人化机器和它的造物主在未来技术遽变的时代里可能形成怎样的伦理错位关系。 安德烈·巴赞对于电影外观与人类实际上的想象惯性做过一个睿智而诗意的观察论断，“伊卡洛斯的古老神话要等到内燃机发明出来才能走下柏拉图的天国。但是，每个人从第一次观察飞鸟时起这个神话就蕴藏在心中。电影的神话大抵与此类似”。④其中的话语逻辑在于，“电影是一种幻想的现象，人们的设想在头脑中已经预先完备”。将此逻辑方法推进到人工智能电影的序列考察中可以发现：早在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的可选技术进入电影行业的工具箱之前，神话中流传已久的造人故事与人神关系已经做出了新一轮光影呈现的动机准备，所改变的只是电影独有的艺术格式和电影在不同技术时代参数里获得的新媒介语言。人工智能电影中的类人形象在近百年间接连涌现，想象的源头不仅能够上溯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创造潘多拉”，中国典籍《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倡者”也有不可忽略的参照价值。中西两段传说间的文本互补，构成了由内而外、再由表及里的动态化形象完形。从文本展开方式来看，类人造物在成形前背负着不尽一致的目的旨向，在造型固定后进入人间故事的场景语境也多有不同，进而生发出人类世界中的或损或益的矛盾冲突。及至意味深长的结尾部分，两种结局的不同走向和终局时刻的终极解决方式，已经基本涵括了后来科幻类型当中人工智能的叙事原型。 神话中的潘多拉由火神兼匠神赫淮斯托斯手工打造出美少女形象，智慧女神雅典娜赠予她具象的鲜花花冠和金发带，美神兼爱神阿弗洛狄忒“赋予她一切可能的媚态”，神祇使者兼谎言大师赫尔墨斯“馈赠这迷人的祸水以言语的技能”，宙斯则将“Pandora”所包含的“一切天赋”转换为“眩惑人的灾祸”，最终将乐园般人神和谐共居的大地变为满是辛劳、疾病和苦痛的灾祸肆虐之地。⑤类人者为人间带入灾殃的叙事原型由此得到源源不断的重写。在《列子·汤问》的类人模仿故事中，造人者同样是能工巧匠，列子称之为“工人偃师”。被造物是“能倡者”，它与人的相似程度令周穆王震惊，“歌合律……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类人造物与人的界限一旦逾越，人与造物之间的强弱、优劣比较就以快感的争夺方式来进行了。接下来的一幕，工匠偃师立刻剖散了惟妙惟肖的倡者，“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⑥从内到外都被分拆零散的场景犹如一次电影特效镜头的叠印。作为人工智能电影高概念代表的斯皮尔伯格作品《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001)反复抛出的连环提问是：那些从外表形态和效能功用方面都完全以人类为模仿对象的智能人，除了不使用碳基生命材质，其它外形结构上的相似指数一路升级，形体外貌比一般人更加优化美观，人性方面设定得比一般人类道德更多美德，它们能否在产品契约之外拥有对于自身的完整物权和自我生命存续权?人们作为发明者、造物主、用户、买家、服务对象以及被依恋者等复合身份，能否对等地为人工智能付出情感、产生爱，尤其是能否按照西方传统的神义论逻辑，在人工智能的电影画面上再现西斯廷的天庭画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