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观看”具有十分重要的阐释意义。柏拉图在论及美时，认为“因为视官在感官之中是最尖锐的”，①因此人们才借以眼睛发现美之事物。由此，“观看”绝非一种机械认知世界的方式，更应当理解为一种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化范式，“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是伸手可及—的范围内”。②可以说，观看并不止于一种生理意义上的视觉成像行为，其作为一种构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性力量伴随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并形成不同面向的内涵表意。 从感觉实践到文化实践，一系列观看实践的变迁表征着一种以视觉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活动，也促成如德波所言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强调人们基于传统的技术理性(Precise Technical Rationality)并试图以观看的方式理解全部的人类活动。③人们运用多种媒介手段扩展观看范围、被视对象，并借此寻找更趋自洽的观看之道，这使得技术变革构成观看文化的关键因素。数字媒体的异军突起塑造出当前的流媒体视听环境，在该背景下洞察并阐释技术变革与观看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回应着研究层面的重要关切。据此，本文聚焦流媒体技术语境下的“观看”，重点探讨技术逻辑下观看实践的转向。 一、“看”的历史流变：技术变革与观看转向 “看”的历史倚赖技术变迁的历史。观看与技术的交相呼应，促成人们从单纯关切“看什么”到体现复杂实践的“怎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所谓视网膜乃“万物的理智模型”到纳喀索斯的“镜中之像”，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到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兴起带来的社会认知影响，越发深入地对于视觉理论的思考，为观看的阐释带来繁复脉络。尤其在机械复制技术崛起之后，围绕影像生成的一系列视觉装置、技术及文化，更是极大促成了观看的意涵流变。从“看”的历史观之，这主要体现在观看方式、观看技术和观看生态的变化。 (一)主体性与观看方式之变 各式各样的观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直接途径，在这种行为实践背后的观看主体(即受众)是施予观看以能动性的关键力量。技术变革实质性地改变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与信息交互过程中的视觉化组织方式，观看方式的变化亦带来深刻影响，这并不止于个体的审美体验，更强调一种自我意识的确认，包含文化、情感等不同观念及经验，也即关乎主体性的建构问题。 其一是观看主体的空间关系变化。早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多以静态悬挂、展览陈列形式对外展示。在结构封闭的空间中，观看主体的流动以及空间变换的余地有限，观看地点的相对固定化使受众的观看实践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创作者意志的“统摄”，主体性的遮蔽带来对于各类图像解释权的削弱。伴随机械复制技术的崛起，这种“在此地”的观看被打破，各类图像植根的语境也可以因“需”而设，直到今天，受众已经拥有极大的自主性来选择观看的视角与场景，例如观看电视时的频道切换、网络视频的即点即播等。主体性重返“前台”，个体与被视对象之间的边界被消解。 其二是观看主体的时间控制变化。绘画、摄像等静态图像都是时间停驻的美学产物，创作者希冀通过对某一瞬间的记录以达到相应的表意目的，而受众的观看便实现其与作品及创作者的对话。然而，这种观看方式本身反映着某种美学接受层面的“非主动性”，一旦要进入这一图像，受众的审美与文化感知则需要凸显出“在此时”的特征。随着技术演进，图像作品逐步挣脱时间束缚，创造出新的时间控制逻辑。一方面是叙事时间的变化，动态影像的崛起促成时间控制的开放性，以蒙太奇为代表的影像语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看主体对作品的时间感知；另一方面是观看时间的变化，在观看动态影像时，受众可以选择暂停、回放、重播等操作实现对观看时间的控制，而在如今流媒体视听语境下的倍速播放、拖播、跳播等，更提供了趋于多样的自定义、个性化观看方式。 其三是观看主体的文化经验建构变化。随着各类图像大规模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改变观看方式的同时更生成了受众独特的文化经验，这种经验本身也极大影响着观看的主体性建构。早期绘画作品的观看，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这在无形中为观看实践设置了“门槛”。然而，这种专业性知识于技术更迭中也在逐渐退隐。如今，人们可以在观看一部艺术史纪录片的同时欣赏精美画作，在欣赏之余补充相关的艺术理论。再如今天的人们还可以依托自身文化经验对各类视听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并借助不同的流媒体视听平台加以传播，从“旁观”到“在场”，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二)视觉化与观看技术之变 视觉化是构成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线索，故而需要对视觉化逻辑的把握有更深入的洞察，观看实践的变迁为此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从手工绘制到照相复制，再到数字图像，图像技术的进步催生出三种代表性的观看方式。观看的变迁背后往往有主导性的技术变迁，与之相对应的，有学者提出镜子、相机、计算机分别是促成这三种视觉文化形态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发明。④观看技术的演进深刻影响着视觉化的社会建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看从单纯的感官体验转化为技术化的视觉解释方式；二是观看从日常审美实践跃升为一种体现复杂脉络的文化阐释。 从上述不同时期内体现主导性的观看技术发明出发，在镜子出现以前，人只能目睹周遭事物却无法与自我相遇。镜子的出现，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反映内心世界的工具。这种视觉化的文化形式也为观看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机制，也即在对“自我”的“识别”之中完成某种超脱于视觉符号的象征性想象。摄影术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基于透视法则与暗箱(Camera)机制的技术实践，则使得这种“识别”得以被精准、批量地“复制”出来，相机的诞生预示着影像可以永久记录真实世界。在本雅明看来，早期的摄影术提供了一种给沁入其中的目光以满足和踏实感的介质，就像镜子一样凭借光学仪器得以忠实反映被摄对象。⑤然而，冲印技术与摄影术的日臻完善，也为传统视觉艺术带来全面的祛魅。相机作为媒介以其独有的技术特征参与到人们的日常观看实践建构中，机械复制之下的艺术品消解了如本雅明所说的“灵韵”(Aura)，跻身成工业文明下的视觉文化产物，被赋予极强的解构性，催生“观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Watching)。这种状况在电脑出现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由虚拟空间孕育而生的媒介技术极大地丰富了视觉化的想象力，以流媒体视听技术为代表的全新技术范式，为作为权力的观看增添更为丰富的意义注脚。与之相关的交互技术、算法技术、终端技术等，在重新定义“人—机”关系的同时，也创造出观看技术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