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电影“母女关系”叙事中的“共生幻想”

      

      

      今年3月，一部讲述东方式母女关系的美国电影《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引起热议。影片借用一个科幻片的外壳，将一对美国华人母女的对抗、撕扯与各自的挣扎做了尖锐而大胆的呈现。但是，这部影片的语境距离中国观众有些遥远，其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也影响了影片的历史与生活质感，导致故事与主题略显抽象。我们发现，近三年来，中国也出现了若干部聚焦母女关系的电影。《春潮》(2019)、《柔情史》(2019)、《兔子暴力》(2021)、《你好，李焕英》(2021)这四部电影最具代表性。这四部电影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厚土壤中生发，对母女关系的呈现和思考真诚而敏锐，它们也成为中国电影中颇具新意的一部分。在《少女哪吒》(2015)、《过春天》(2018)、《悲伤逆流成河》(2018)、《少年的你》(2019)、《盛夏未来》(2021)等女性青春题材电影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母女关系在少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现象。

      母女关系——从传统到现代

      在中国古典戏曲与小说中，几乎看不到对母女情感的细腻表达。在儒家的伦理格局下，“家庭”被强调为中国人最为主要的伦理场域，而“夫为妻纲”“女内男外”的伦理规则决定了女性沦为男性附庸的命运。无论是《史记》《左传》的男性话语建构，还是《列女传》《女诫》的女性认同化书写，都使得女性被圈禁于“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家庭角色中，成为承载父权文化的符号。中国古典戏曲中，从《牡丹亭》中疼爱女儿的“良母”，到《西厢记》中严守礼教的“严母”，其中的母亲要么是父权的遵守者，要么是父权的执行者；而《窦娥冤》《拜月亭》中的女儿也在孝顺忠烈的形象中完成了身份建构。在传统伦理纲常中，母亲和女儿的女性个体身份都被尽数剥夺，通过“母慈”“女孝”的叙事模式内化为女性的身份认同，最终被男性话语规训为父权社会的表意符码。在民国电影中，大体上保持了传统叙事的特点，如《神女》《母性之光》《少奶奶的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中，无论是对母亲形象，还是对女儿形象的描写，都在强调角色的道德责任，她们的付出和牺牲还是不言自明的价值选择。直到2021年的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①中对母女伦理的价值选择，依然如故。虽然影片中强调了女儿的个性，但却将女儿塑造为无知和自私的形象，将母亲塑造为自我牺牲的家庭英雄形象。母女的战争也是以女儿继承了母亲未完成的理想，而得到了形式上的和解。影片虽然触碰了母女关系问题，但本质上仍旧走在传统伦理的窠臼里。

      近年来，聚焦母女关系的电影之所以大量出现，原因之一，是在新时代中，女性导演大量登上电影舞台。《春潮》《柔情史》《兔子暴力》《你好，李焕英》这四部聚焦母女关系的电影均由女性导演执导。因为女性创作者会更倾向于选择女性更关心、感受更深刻的故事题材，而母女关系在女性的生命体验中，又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男性创作者几乎无法介入的话题)，这导致母女关系成为这批女性创作者共同的选择。

      而隐藏其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女性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母女关系已经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稳定和谐，这组关系中所蕴含的激烈矛盾冲突开始随着女导演们的集体亮相而浮出水面。正如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说：“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角色冲突的根源之所在，工作还是家庭这种二选一的窘境正体现了其中的冲突。”②而荷兰女性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并不那么以孩子为中心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中，配偶之间的联接比以往都要重要，配偶的自由选择、性革命、对青少年更少的父母权威，所有这些都让伴侣比以往更多地寻求彼此的庇护，而更少与孩子寻求彼此的庇护。”③以上的社会变化都导致母亲们感情、欲望与责任的多元化，而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育儿——自我牺牲型的母爱并不是必然的。全心全意投入家庭与子女的“母亲神话”的破灭，被伊基·弗洛伊德称之为“母性危机”。④但这个宏观的社会变化仅仅提供了一个粗略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母女关系中所出现的种种困境，事实上，当母女双方的命运和个性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之后，这些冲突的成因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彼此沉溺的“共生幻想”

      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比之汗牛充栋的父子关系研究，对于母女关系的研究显得有些寒酸。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试图将女孩与母亲的关系归结于“恋母仇父”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⑤的女性版本，为母女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空间，但却始终难以摆脱男性话语的窠臼，真正地深入女孩与母亲的纠葛。卡尔·荣格则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这个术语，⑥以古希腊文化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厄勒克特拉来作为女儿“恋父仇母”心理的象征，但荣格也没有对具体的女性发展问题做更详细的阐述。⑦而在西蒙娜·德·波伏娃、朱丽叶·米歇尔以及南希·乔德罗等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厄勒克特拉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一样，都不过是阳具崇拜的“父权神话”⑧。伊基·弗洛伊德则重新审视了这一神话故事——在厄勒克特拉恋父仇母表象的背后，潜藏着的正是她“对于权威的母亲形象所吞噬的恐惧和对母亲的爱怜的极度渴望”⑨。伊基·弗洛伊德说道，“女孩最初经历到的爱的关系是和同性别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一出生就进入了一种同性的客体关系中，也进入了这种关系的情欲感觉之中。这种最初的同性联结最终将留下痕迹。而对于男孩来讲，母子关系间的异性恋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这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能区分和分离自己。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性别差异，第一个刺激她们变成独立个体的因素缺失，她就会在母女特有的相互认同中徘徊。”⑩在这样的心理模式下，女儿与母亲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亲密与依赖。因此，厄勒克特拉无法忍受母亲离开自己的世界，嫉妒母亲也嫉妒母亲的情人，成为问题女性的原型。伊基·弗洛伊德把这种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之为“共生幻想”(11)。与此相对应，如果一个自以为全能的母亲时刻“需要孩子表现出黏着自己，否则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12)，那她也陷入了共生幻想之中，“共生幻想是一个二分体事物，一对互相交织彼此沉溺的二人组，它包含更多的情绪是内疚而不是爱，情感的征兆从来没有足够或满意。它是一种压抑的交互，相比于母子之间来说，它更频繁地发生在母女之间。”(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