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度与路径：重审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化问题

      

      1922年，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通过“三人小组”(The Council of Three)的声明，阐释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电影眼”(Kino-Eye)观念：“选取一个人最强壮、灵巧的手，另一个人最敏捷、有型的腿，第三个人最美丽和富有表现力的头——通过蒙太奇，我创造了一个崭新、完美的人。我是电影眼。我是机械眼。我，一台机器，向你展示只有我能看到的世界。”[1]1933年春天，鲁迅在应约为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撰写的文章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2]

      这两段相隔11年的话涵义相差无几，但前者被视为“蒙太奇”思想，后者被看作“典型化”理论。知识穿越历史的纵深和地理的藩篱，所发生的这种“变异”现象，在各个学科领域比比皆是。需要追问的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究竟应该被视为哪个民族的精神遗产？新概念较之旧概念是改弦更张，还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这个“创新”过程究竟是典范的转移还是理论的旅行？这既涉及我们对理论生产“革命”还是“修正”的界定，也关乎民族化可否作为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判断。

      

      图1 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

      

      图2 中国作家鲁迅

      一、民族化作为方法论选项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理论谱系的形成常常经历漫长的模仿、借鉴和矫正过程，涵盖概念的创制、方法的演绎和框架的建构诸要素，是一个关于话语、思维和体系演变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理论研究以本体论为核心，宗旨是引导、扩展我们对电影本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受制于电影的媒介技术状况和地缘政治语境，是“媒介特异性”(Medium Specificity)和“文化特异性”(Cultural Specificity)两种核心冲动综合推动的结果。[3]我们不妨通过重新梳理电影理论史，让方法论层面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功能与脉络更加清晰可辨。

      媒介特异性是电影理论研究的起点。电影史无可避免地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竞争性定位，电影通过保存优势、淘汰劣势的自然演化机制，在历史进化中顺时应势，逐渐形成自己的质性特征。早期电影理论的重心，即区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差异，完成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合法性论证，这使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描述性特征和“投机性”色彩。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的“上镜头性”(Photogénie)、亚历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的“摄影机笔”(Caméra-stylo)、维尔托夫的“电影眼”(Kino-Eye)、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影戏”(Photoplay)和“电影思想论”(Cinema is Analogous to Thought)、库里肖夫(Kuleshov)的“蒙太奇”(Montage)等，以不同概念回应电影的感知过程、技术效果和表意潜力，确立了以美学和大众心理学为电影认识论的研究框架。之后约四十年间，不少艺术家对电影的媒介特异性论述作出了一系列修正，包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流素”(也译作“流述”Rhème)、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期遇”(Rencontre)、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i)的“雕刻时间”(Time，Duration and Nature)等[4]。这些概念混杂着创作者的实践经验和媒介想象，目的是参与论辩、丰富认识，但理论模式均带有一定的实验色彩。20世纪60年代后，因为对挖掘电影的哲学和政治含义抱有浓厚兴趣，观众在整个电影话语链中的位置和功能受到理论家的格外关注，角色、观众、虚构、缝合、认同成为电影研究的基本概念，意识形态、权力、主体性等宏大理论开始介入电影理论生产。这是一个融合了现象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化时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电影理论范式，是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结合”[5]。虽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让·路易·博德里(Jean-Louis Baudry)、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让·皮埃尔·乌达尔(Jean-pierre Oudart)、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等声名大噪的理论家各衔一派，但多以媒介特异性探索为中心，倾向于认为电影是一个包含从图像到观众的复杂运动，观众的心理效应是电影认知和传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