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的非均衡发展，给世界各国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和障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均衡(徐勇，2019；洪银兴，2020)。然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和武汉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克服区域非均衡发展难题、消除突发事件引发的资源供需失衡困境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和良好的治理绩效。那么，中国采用什么机制解决区域和相对空间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实现了有效治理呢? 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经验可见，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在解决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和应对突发性事件中的资源失衡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显示出巨大的效能优势①。尽管如此，学界对于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的研究和认知，却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于中国实践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具有解读中国治理奥秘、阐明中国治理优势和创新中国治理理论的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对口支援的发展历程，发掘对口支援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反贫困为样本，揭示对口支援机制的治理绩效和创新意义，进而阐述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运行的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 一、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对口支援萌发于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初主要用于工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城乡工农协作，此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口支援机制围绕着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任务，经历了萌发探索、确立发展、深化推进等3个阶段(表1)。 (一)萌发阶段(1949～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地方探索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此背景下，国家要求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对口支援开始在地方萌发。一些地方开始涌现出了“城乡挂钩、厂社挂钩”的协作互助，继而出现了工厂与公社相互制定规划、签订支援合同的探索实践。1959年，仅江苏常州就有406个工厂、90个商业企业、23所学校、12个医院、7个研究所以及20个居民委员会，分别与邻近的公社大队“挂钩协作、尽力支援”②。1960年，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与榆次市张庆曙光人民公社实行“对口支援、一包到底”的协作，对人民公社进行农业改造，并签订合同，组成委员会，制定三年规划。“城乡互助”“厂社挂钩”成为对口支援的早期萌芽形态③。此后，这一厂社协作方式逐步发展为“以片建网、以网包片”的新形式④。 从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点对点”到“面对面”的“厂社挂钩”支援，是对口支援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的对口支援资源相对单一，支援的内容主要是城市工厂对农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生产资料如化肥，进行技术支持和机械维修，以提高农产品产量。同时，厂社对口支援具有双向协作性，支援虽然以工厂支持公社为主，但是，公社也协助工厂建设农副产品基地。此外，对口支援呈现出地方局部性。 (二)确立阶段(1978～2011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口支援围绕这一目标得以确立、运用和发展。 1979年7月，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确定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⑤，由此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对口支援实践。 新时期对口支援的首要场域是边境和民族地区。1979年，中央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天津支援甘肃、河北支援贵州、山东支援青海、江苏支援新疆和广西、上海支援宁夏和云南、全国支援西藏。1982年10月，国务院要求深入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明确对口支援与经济协作由国家经委牵头⑥。此后，中央连续召开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逐步加大对口援藏、援疆的力度。 新时期对口支援的另一场域是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涉及中央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以及相应的教育、医疗对口支援。1983年，“三西”建设计划定点支援河西、定西、西海固地区和1986年国家科委定点支援大别山贫困县，是中央单位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的初步探索。1994年4月颁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集中体现了中央、地方单位和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扶贫决策。199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的通知》，开启了中央部委机关、东部地方政府大规模对口扶贫协作的进程。与此同时，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相应地开启了大规模对口支援。 新时期的对口支援还逐步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应急救灾。199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对口支援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2008年，在“汶川地震”受灾地区恢复重建中，19个支援省份共支援资金843.8亿、4121个援建项目(钟开斌，2018)。此后，对口支援在应急和救灾场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包括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对口支援，2009年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对口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