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本位与艺术想象的弥散　　

      作为一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相比，其独特性不仅在于它是唯一被追认确切诞生日(1895年12月28日)的艺术形式，还在于它是近代科技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中晚期，机械、光学、化学等领域接连出现的技术革新和突破，为电影的适时出现奠定了必要基础。否则，电影永远不会成为今天概念意义上的电影(Cinématographe)，要么停留于玩具或者民间杂耍意义上的走马盘(Zootrope)，再不然就是手动机械装置活动视镜(Praxinoscope)，至复杂也不过是手动操作的投射放映装置光学影戏机(Thétre Optique)。1839年，达盖尔照相机(Daguerréotype)的出现，成为电影诞生前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意味着可以将生命体纳入一个机械记录装置中。可以说，从电影诞生到今天，技术始终是推动电影艺术前行的重要推手，亦是改换电影形态与面貌的重要力量。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一次联姻，其技术和艺术属性之间究竟形成了怎样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关系？百年来，有许多理论性的思考。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第一个从本体论角度对摄影影像进行界定，指出电影诞生是本就存在的“完整电影的神话”[1]。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则认为，“并非艺术创作需求催生了新技术，而是相反”[2]。二人对技术与艺术的论辩似乎沦为“鸡与蛋”式的悖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技术手段论”更为直观地阐明了艺术、技术与工具的本质关系，他曾批判现代机械复制技术消散了传统艺术中富含的“灵韵”(Aura)，但他拥戴电影这门现代艺术的态度却异常坚定，并以“震惊”(Erschütterung)来定义电影独特的感知方式。本雅明通过电影看到了机械复制技术的革命性，“一旦真实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的生产，整个艺术的功能也就天翻地覆。……奠基于另一项实践：政治”[3]。所以本雅明不是技术进步论者，他既看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为整个社会带来的思想启蒙，也确切担忧电影容易被资本等力量转化为消解大众意识的工具。同样坚持“技—艺融合论”的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数字技术同时具有“解药”(建构力)和“毒药”(破坏力)特性，即技术的“药学”(Pharmakon)[4]。进而，他从美学路径上以二者“共时性发生”的论断，为“数字复制时代”的技术危机(Dilemma)提出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斯蒂格勒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本雅明技术观念的深化。

      进一步深入到电影作为一种特别技术媒介的内里，从电影作为自动装置(Automatic Dispositif)这一视角看，百余年的电影史并不是连续的，而是被期间不断出现的各种电影形态中断的。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电影不断地更新？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认为是“自动作用”(Automatism)——“电影媒介的物质基础，……是一系列自动的世界投影”[5]。他对“自动”和“世界”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使其得以发现，电影媒介所营造的观看关系才是电影意义生成机制中的关键。诚然，对绝大多数观众而言，从早期电影到数字电影，从胶片放映机到数字传感器，这其间的变化很难察觉。因为电影的画面性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背后的制作方式，即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指出的一种“一切都变了，一切又没变”[6]的矛盾状态。对电影技术装置考古的意涵，正在于探究这种“变化”如何形塑了观众的“未变”，即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装置是如何不同程度地影响观众的视听感知能力的。

      一、电影技术媒介考古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电影也不是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被发明、被发现的。1895年12月28日，巴黎大咖啡馆印度厅(Salon Indien du Grand Café)的那场公共放映活动被定名为电影的诞生日，只是后世的一个追认。电影获得公众认可，并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演出形式，这中间经历着一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的连线性点状累积和突破。电影的发明与成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起，来自大西洋两岸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的发明家陆续投入到这场活动影像装置发明的比赛中。19世纪7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交通、电力、通信和化工等领域实现的科技新突破，进一步加速了电影的诞生。1883年，由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等11国签署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则从法律角度为知识、智慧、灵感的跨国流通提供了保证，促进了各国电影发明家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最新发明创造的跨境传播。然而，电影诞生之前的各种拍摄、投射装置和器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在一个万众期待的氛围中开场的，在它相对完美的形式得到呈现之前，它仅仅是发明家和一小部分先睹为快的观众(更多是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事情。如果选择更贴近其出身状况的词汇去描述它，也许“魔法”“杂耍”更为合适，正如卡维尔所说，“电影源自魔法(Magic)，来自底层世界(from below the World)”[7]。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也是一个美学论断。电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是趋近伟大的每一个进程都是琐碎、卑微的。在电影由技术装置、器械走向电影，由魔法、杂耍走向艺术的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生发出复杂的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