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3-0015-(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3.002 作为叙事学的重要范畴，时间在叙事艺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电影中，创作者正是借助时间完成叙事内容与价值传达。然而，中西方对于时间的认知存在差异：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时间哲学在主流上侧重于研究与自然世界及宇宙万物休戚相关的自然时间/物理时间，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衍生出偏重于社会生活和人文世界的人文时间/感性时间。不同的时间意识与时间观点造就了两者迥异的时间叙事方式，因此，“抽象自西方电影的西方理论显然很难覆盖中国电影的全部”。① 《周易》的时间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以及时间观念的影响可谓既大且深，方东美说：“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易之卦爻，存时以示变，易之精义，趋时而应变者也。”②可以说，一部《周易》概括、诠释了国人的时间观念与尺度。沿着《周易》的脉络，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也相继创立了各具特色的时间哲学。其中，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便是将时间的流逝与川流不息的自然现象相观照；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释了宇宙发生论的时间观，强调了周而复始、无往不复的时间命题；庄子从“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衍生出“安时”的概念，揭示了人应顺应自然的生命历程，安于自然的时间之流；孟子提出了“时中”的思想，既强调了“顺时”和“适时”，又强调了时机和时运；《墨经·经上》中的“久，弥异时也”，阐述了时间流程的无限与无边；中国佛学的时间哲学则独具一格地以“刹那”“弹指”“一念”为概念，揭示了短暂即永恒的时间尺度。 尽管不同的学说对时间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展现出遵从自然的时间理念、时空合一的时间认知、周而复始的时间感悟以及服膺于感知的时间尺度，这些观念依存于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以及历史语境之中，成为我们观察时间、体验时间和感悟时间的重要方式。它们也影响了中国艺术创作者，使之成为艺术作品的有机构成部分。细究开来，中国电影凝聚着传统的时间观念，展现出时节有律、时空合一、无往不复、适时而行的时间叙事特征。 一、时节有律：以生命为秩序的时间节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把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分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实践为特性。”③在自然变化中，中国人感受着岁岁年年的时间变迁以及自然流淌的生命规律，并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对天文、气象的长期观测，完成了四季与节气的划分。早在《尚书》中便出现了夏至、冬至、春至、秋分四个节气，并形成了春、夏、秋、冬的四时观念。中国的诗词、戏曲以及绘画作品常以四时为重要节点，创作者常借助不同形态的艺术演绎伤春悲秋的感叹。故，陆机在《文赋》中总结了“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创作感怀；司空图在《诗品》中抒发了“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及“犹春于绿，明月雪时”的时节认知。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还是《金瓶梅》《红楼梦》等世俗小说，无不以四时观念来完成情节之间的过渡与转换。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时间结构上常常遵循自然的变化，并以春、夏、秋、冬四时循环的方式交代故事时间、完成叙事。 中国电影亦常以四时作为时间的重要节点。在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中，伴随着《四季歌》的歌声，画面在四时之间轮转。“春季到来绿满窗”四句，展现了绿柳飘动、姑娘绣花、炮火连天、人群逃亡四组画面；“夏季到来柳丝长”四句，展现了长柳飘逸、长江辽阔以及泛舟湖上等画面；“秋季到来荷花香”四句，展现了荷塘、月色与窗边望月等画面；“冬季到来雪茫茫”四句，则展现了大雪覆盖村庄、雪地送衣、长城银装素裹等画面。导演借助四时之境，概括了时间的变迁与恨别思归的情感。在金山导演的《松花江上》中，张瑞芳扮演的孙女也唱了一首“四季歌”——《四季美人》。与《马路天使》不同的是，这首“四季歌”演唱的是美人的愁绪，与之紧紧相扣的是几个长镜头中人物的苦闷状态以及严酷的生存环境，其四季的演唱也暗指了这种情绪的日复一日。除此之外，程步高导演的《春蚕》、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等影片皆以“春”为重要的节点，并将其融入叙事之中。 进入新时期，四时依旧是中国电影的重要节点，其中，影片《四个春天》较为典型。导演陆庆屹真实地记录了2013至2016年的四个春天，讲述了陆家二老失去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故事。该片不仅展现了明亮的春日景观，更是借春天的流逝暗喻女儿的离世，以春日植物的复苏暗合老两口从丧女的悲痛中走出，迎接新的人生。另外，《春潮》《春江水暖》等影片亦是借一年四季的冷暖变化展开叙事的。 四时作为根本，为其他“节”的划分提供了依据，而更为具体的分节则是“越来越细致的描绘生命过程”，④展现出生命的自然律动。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正是以节气为段，吟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及“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等千古绝唱。在中国电影中，除了四时之外，节气同样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为叙事服务。譬如欧阳予倩导演的《清明时节》便以清明为时间节点，讲述了一个“欲断魂”的爱情故事。此外，顾长卫的《立春》也同样以立春节气为故事结尾，暗喻了王彩玲走入崭新的人生。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电影不是以单一节气参与叙事，而是以多个节气展现时间的流转，譬如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焦波的《乡村里的中国》。其中，《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轴线，记录了一年四季的乡景变化与乡村百姓的真实生活。随着时间被划分为“节”，生命的秩序渐显，时间因此也被赋予了“生命化、节奏化”⑤的气息。这种物我共振的感受，似乎与《易传》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主张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