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对“电影意象”的理解、研究和运用是中国电影美学理论当代建构的自觉。诗性电影的“意象生成”是贯穿中国电影史的一个美学命题,它关乎中国电影的艺术基因、美学精神和文化品格。百年中国电影史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探索,其持之以恒的目标是确立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和美学品格,从而确证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意象生成”对于中国电影学派的美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是关于“美”的核心概念。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超越物理世界的诸多现象进而创造一个审美的意象世界。在中国美学的视野中,艺术的审美活动可以通过有限的“象”来揭示无限的“道”,即无限的宇宙生命。因此,中国美学将人生和艺术视为一个整体,它可以引领个体生命通过审美活动不断趋近意义的本源。因此“意象”既是美的本体,也是生命境界的显现。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说: 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① 在中国美学的视野中,审美意象的体验和创造不重逻辑推论,而注重涵泳悟理,它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整体性和本质性的把握。这种把握是一种不关乎知识和功利的体验与觉照,这一过程既是审美层面的,也是人生层面的。因此,“意象生成”浸润着中国艺术精神所倡导的纯然的艺术体验和审美超越。 在有限的影像画面内借由“电影意象”阐释和呈现无限的“意义”,是中国电影的美学追求,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家们的生命自觉。蔡楚生、费穆、桑弧、沈浮、谢铁骊、水华、吴贻弓等导演的作品中都传达着这样一脉相承的中国艺术精神。电影意象,可以让影像从写实传统和叙事逻辑中超越出来,超越故事性的叙述从而成为诗,从而让纪实性的画面拥有诗性特质,呈现出“动人无际”的审美境界,继而照亮一个充盈着生命体验的“真实世界”,催生一种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叙事观念和影像语言。这既是“电影意象”的美学意义,也是中国电影的精神追求。中国电影的“意象之美”,体现了纯然的心灵体验和生命洞察,其体验和洞察的方式体现了诗与思的融合,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传统电影叙事的美感形态。 以费穆的电影为例,他坚持以“中国画的创作心情”来拍电影,屡想在电影构图上,形成中国画之风格,寻找电影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他的《小城之春》以“颓城”与“废园”的整体意象取代了写实空间,用以表现具体“小城”的符号简单到了极点,唯有一处绵延的断壁残垣,似宋元山水用线条勾画的重峦叠嶂,寥寥数笔而已。这是费穆表意的手段,意在刻画心灵世界的“颓城”与“废园”,费穆要借由这心灵的“颓城”与“废园”完成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颓墙”和“废园”的意象包含着作者诸多的历史感悟和人生苦痛,它触发了“风化”和“速朽”的历史悲怆。于是《小城之春》的“城”不再是一座具体的城,而是一座心灵之城,一座编织进影像诗句的永恒之城。费穆在电影中创造的“意象世界”与中国古典诗词和绘画的意象生成是相通的。以费穆为代表的电影艺术家,作为中国电影美学品格的探索者和先驱者,将中国艺术的诗性精神和美学品格自觉地融入了中国电影的理论和创造。 意象作为影像之美的本体 “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易传》,西汉王充承继《易传》,发展了庄子的“象罔”思想,在其《论衡》一书中率先运用了“意象”这个词。而真正赋予“意象”这个词以重要的美学价值,并赋予其方法论意义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刘勰。②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③这段话指出了“意象”在创作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刘勰把“意象”看成“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指出它处于才学阅历,妙义和文字汇聚的关键位置。此后,魏晋时期的王弼,唐代司空图,明代陆时雍,清代叶燮等人或以“意象”来思考“意”和“象”的关系,或以“意象”来品定诗歌的格调与层级,渐次提炼完善了“意象”的内涵,促进了“意象”的理解和阐释。刘勰之后,很多思想家、艺术家对“意象”的问题先后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理论。作为审美的本体范畴,这一理论对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并成为融通中西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美学家朱光潜在《论美》这本书的“开场白”里指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④他强调审美对象不应当是“物”,而是“物的形象”,这个“物的形象”不同于物的“感觉形象”和“表象”,而是“意象”。朱光潜明确指出,“意象就是美的本体”,它是主客观的高度融合,它只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它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