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之死：英雄补偿、身份认同与时代纪念碑

       神话是超然于尘寰、独立于物外的幻想，是人类面对失序的可能所确定的锚点，诗意栖居于此，自觉远离庸常，安置其中的是先民的所思所想以及对世界的情感与认知。作为想象与现实相连的自由之地，它所蕴含的文化记忆资源不断被创作者多维度地拓展开发，生成新的符合时代所需的次生文化资源，成就新的艺术方式——譬如文学与电影。作为“移位的神话”，它们在描摹并丰富神话的过程中成为牢固的“记忆场域”，其询唤的不仅是主流思想及文化，被压制与被遗忘的文化思想也因其得以保存流传，补偿着那些因束缚而失落的文化，传递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审美价值与道德尺度，并且超越了历史、民族和地域，成为“永恒”。

       在中华民族“永恒”的神话体系中，神祇多为“本土+舶来”，是文化的融合与在地性呈现，其中哪吒这一角色的历史演变尤为突出。作为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配角，他在历史演进及媒介传播中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愈加抢眼，这一印度“舶来”神祇，在本土化后通过影视改编变为主角，用自己的死亡完成身份认同、成为时代记忆。其中固然因作品本身等诸多原因，但却不能忽视哪吒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本文意在将其置于文化记忆理论中，基于《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原著)、《哪吒闹海》(以下简称《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魔童》)分析其经典化过程，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传统英雄“补偿”

       “英雄是正在形成的事物的捍卫者，而不是已经形成的事物的捍卫者，因为他就是正在形成的事物。”①从这一角度而言，英雄代表进步，甚至是“激进”的进步。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传统的“标准”英雄大多充满“神性”，在传统礼教规训下，舍弃个人欲望，成就家国情怀。他们普遍具有为国为民的入世精神以及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忧患意识，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至善至美，能够不畏艰险，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敢于牺牲与奉献，救人民于水火。不论是历史存在还是神话虚拟，此皆为标准英雄模式的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中创作出的哪吒，也有类似特质，哪吒可以无畏父权、无惧龙王、对抗命运……但无论是以何种反叛形式出现，最终都会为了成就大义选择死亡。这种一心为民，主动担当的精神与我国传统认知中的英雄一脉相承。但哪吒能在众多封神配角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场所”，主要是其为传统标准英雄的“另类”补偿。

       哪吒形象最早传至中国时，是“恶眼见四方”、保一方平安的佛教护法。直至《封神演义》，其身为道家“灵珠子”，拥有乾坤圈、混天绫等神器，“削肉还父、剔骨还母”又借莲花重生的形象才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这一由佛入道的神祇，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改编演绎，但其故事核心依然是“英雄之旅”。

      

       图1 哪吒“英雄之旅”

       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X)；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Y)；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冒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Z)②。

       在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英雄之旅框架中，英雄从出生就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但易在童年时期默默无闻，只有在经历冒险之后，其真正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并被认可。“在此之后，他真正的性格特征显露了出来。这个事件可能会促成重大的转折点，因为这相当于出现了迄今为止人类生活中所没有的力量。早期的模式分解成碎片或消失，灾难出现在眼前。在看起来一片混乱的时期过后，新因素的创造价值显现出来，世界以出乎意料的光辉重新出现。这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主题既可以用英雄自己的身体来表现，也可以用英雄对世界的影响来表现。”③对英雄的塑造多为如此，作为创造性生命的拥护者，其基本行为就是清除障碍，即对抗固守不放过去的敌人——之于原著就是恶龙及暴君，之于《闹海》则是父权及统治权威，而之于《魔童》，则是偏见及不可抗的命运。

       这种对抗方式都以“死亡”为手段，“如果不经历死亡，任何生物都无法获得更高等级的性质”④。从肉身消亡开始，哪吒与俗世凡尘中“他者”形象之间的连接完全被摧毁，莲藕和莲花塑身重生蕴含着属于英雄的救赎之力，因为他的死亡重生证明了“通过现象性所有的对立面，不生不灭之物被保留下来，而且没有什么可害怕的”⑤。但是相比于传统英雄的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代表集体的利益和意志甘愿牺牲自我，哪吒的“死亡”更加个体及私人化，是基于个人利益与意志的选择。

       在原著中，哪吒从出生就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的来历、师承与使命(哪吒见父母哭泣，立身不安，双膝跪下，言曰：“爹爹，母亲，孩儿今日说了罢。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此宝皆系师父所赐……”“吾非别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灵珠子是也。奉玉虚宫法牒，脱化陈塘关李门为子。因成汤合灭，周氏当兴，姜子牙不久下山，吾乃破纣辅周先行官是也”⑥)。其死亡，更多是他与太乙真人商议之后的息事宁人，是在知道会复生前提下的万全之策，保护的是自身利益，创作重点及记忆的支点更多来自隐藏在“李靖举剑劈肉球到哪吒持枪追杀李靖”背后的“弑子、杀父”主题；而至《闹海》，他虽不再蛮横，而是身负冤屈，不知能重生，以一孩童之躯拯救一方苍生的人民小英雄，对“孝”的彻底反叛被弱化为对强权和压迫者龙王的反抗，但喊出“爹爹，我把你的骨肉还给你，我不连累你”之语，其背后的不甘与无奈，依然代表这种“死亡”是孩子气的委曲求全，是对权力宰制的服从而非全然的心甘情愿；至《魔童》，从出生哪吒即被视为危险的“他者”，拯救陈塘关的行为，更多出自对命运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对权力宰制的彻底反叛，是对自我的把握和成长，在脉脉温情的铺垫中，用好莱坞式“爱能解决一切”完成了电影的合家欢式结局，只是客观上完成了拯救陈塘关这一事实。总之，哪吒的“叛”使其成为“非典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