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1；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3-0119-09 一、引言 近现代以来，尽管经济和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的足迹和视野已经拓展到外太空，但地球的生态环境却受到严重破坏，人口问题、能源危机、核试验威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等问题日益凸显。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与世界的联系，同时也改变人们对人类自身、社会及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下，人文科学领域的后现代、后人类等一系列“后理论”应运而生。从赛博格身体、元宇宙到超人类，后人类正表现出丰富的形态和强大的前瞻性。科幻电影为后人类理论提供一种哲学情境，反过来，这种理论话语又拓展了影像的表现力。 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欧美理论界有关后人类的探讨层出不穷。1977年，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发表了《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的文化?》，该文采用戏剧形式探讨了后现代与后人类的联系，并提出“后人类主体”“赛博格”等概念，为后人类理论奠定基础。[1]1985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提出赛博格的多重维度以及边界性问题。[2]149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相继出版了《后人类》《后人类知识》《后人类词汇》，她在这些著作中反思后人类中的“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反人类中心主义”(critique of anthropocentrism)和“超人类主义”等命题[3]16，50，并对后人类话语进一步阐释和拓展，丰富了后人类理论内涵。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中提出虚拟身体的具身化问题，并藉此描摹后人类状况。[4]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通过对福柯等思想的梳理，指出由于技术、医学、信息学和经济网络的交叉，后人类是一个“人类去中心化”(decentering of the human)的过程。[5]从上述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反响的后人类研究可以看出，赛博格、主体、边界、去中心化等命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国内学者从概念、表现形态以及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等维度对后人类审美内涵进行学理性挖掘。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交互美学”“具身性美学”“加强版的生态美学”[6]。王峰指出后人类中“一切与人的自我意识不认同的状态，都是后人类状况”，他从后人类身体、科幻与社会想象力、事实伦理和叙事伦理等方面提出后人类给文学理论带来的新变。[7]王坤宇从“超人移情”“伴侣物种”与“感性复敏”提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层次。[8]简圣宇则从人工智能时代“人机融合”到“身心分置”的状态思考“后身体美学”命题。[9]国内学者的研究侧重在后人类身体、人类和后人类的关系、影响等话题。 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随着科技革命不断发展而不断生成的后人类思潮，其审美属性也具有开放性内涵。正如巴迪欧所言，电影作为一种“哲学情境”(situation philosophique)，“在表象与真实之间、在事物及其替身之间、在潜在与实在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是毕达哥拉斯式的”。[10]科幻电影的后人类图景，尤其是以人工智能、赛博格为主要题材的一系列虚构性作品，极大地延伸了我们思考后人类的可能性，也呈现出人类与非人类(如：自然、机器、虚拟世界等)之间的关系，引起我们对主体、身份、边界等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以科幻电影为例，结合中西方后人类研究的理论成果，考察赛博格身体、元宇宙等问题，藉此探讨电影中后人类审美形态的独特性。 二、赛博格身体：重审人与机器的边界 自尼采颠覆了身体与意识二元对立的哲学叙事以来，身体作为一个审美维度逐渐受到当代思想家的关注。比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构建了“身体图式”，福柯则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对身体展开全面探讨。德勒兹将身体作为出发点，也作为他哲学探讨的一个主题，将“经验”“意义”“感觉”“表象”等贯穿其中。简言之，后现代理论认为人的形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为一架机器(容器)，并且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才能运作。海勒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上，将“身体”置换为“虚拟身体”，提出后人类理论中的“具身性”(embodiment)问题，试图在后人类语境中重构身心合一。她指出，后人类主体是一个“混合物”(an amalgam)，一个“物质-信息的组合体”(a material-informational entity)。[4]3这与哈拉维提出作为想象性革命的“赛博格”(cyborg)一脉相承。赛博格最早来源于控制论，指人类与电子机械之间相互融合、交互的系统，哈拉维将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研究，并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断裂身份”(fractured identity)[2]149-155。布拉伊多蒂将赛博格理解为介于人与机器之间的后人类形象，并提出后人类游牧主体，即“具身化和嵌入的”(embodied and embedded)，是“多层面关系主体”(a multi-faceted and relational subject)[3]188。在电影研究领域，苏·肖特(Sue Short)指出赛博格电影有助于建构当代主体性。与传统电影以家庭、爱情之类的主题掩盖现实矛盾不同，电影中的赛博格证明“人类身份是一个可变但有价值的概念”，“甚至可以扩展到人造人”。[11]以上种种研究表明，赛博格早已超越其作为控制论的概念，形成一个能被不断拓展的后人类命题，从“技术的身体”到“政治身份”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