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

       近年来，随着“国庆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金刚川》等电影的成功，“拼盘电影(Anthology Film)”(又称“集锦式电影”)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热点话题。“拼盘电影”作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热点现象，其美学特征亟待研究和总结，但截至目前，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还不足。在西方学界，早在21世纪之初，就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马克·贝茨(Mark Betz)深入研究过“拼盘电影”现象，发表了多篇论文。随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大卫·斯科特·笛福任特(David Scott Diffrient)对拼盘电影展开了专门研究，先后完成了《剧集与无限：拼盘电影的批评方法》①、《拼盘电影：理论化的跨作者电影》②两本专著。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学者谢哈尔·德什潘德(Shekhar Deshpande)也对“拼盘电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发表多篇论文，还在2020年出版学术专著《拼盘电影与世界电影》③。我国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少，零星成果主要聚焦于单部影片分析和个别问题研究。其中刘安经、黄桂明④和赵晓⑤都以一部拼盘电影为例，分别探讨了拼盘电影的命题式创作特征和作者问题。林昌保、李化来⑥分析了拼盘电影的发展趋势。宋东亚⑦简单总结了拼盘电影的产生原因。还有两项成果分别聚焦于特定区域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拼盘电影，宋东亚对台湾集锦式电影作了一定分析与概括⑧；汤嘉卉⑨聚焦于民国期间的几部拼盘电影，梳理了每一部电影的历史渊源，并且基于比较视角简单总结了民国拼盘电影的独特之处。总体看来，与国内外丰富的创作实践相比，拼盘电影已有的中文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研究，也缺乏美学概括，尤其缺少基于当下中国“拼盘电影”现象的本土化美学总结。

       “共同体美学”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大力倡导并形成一定影响的本土电影理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集成性特征。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启发，在借鉴西方“共同体”理论和“共情”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华美学中的“和合”思想、“兴观群怨”说、“共鸣”说等优秀传统，强调“尚同”“存异”“崇和”“共美”等核心要义。它建基于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丰富实践，又可作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理论依凭和实践智慧。无论是在创作生产维度还是电影叙事维度，“拼盘电影”都与“共同体美学”相关。“拼盘电影”以高效协作的共同体式生产实践，巧妙融合类型化创作和共同体建构，努力形成电影与观众共鸣、共情的交流对话空间。这些特征正体现了“共同体美学”的精髓。显然，“拼盘电影”的美学特征可以运用“共同体美学”进行分析和总结。“国庆三部曲”是我国近年来涌现的“拼盘电影”的典范，以这三部电影作为案例爬梳和总结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一、共同体美学与拼盘电影

       (一)共同体美学

       “共同体(Community)”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许多学者都提出过针对“共同体”的独到观点。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安德森(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美学共同体”、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与社会对等的共同体”等理论都有较大影响。电影诞生不久，大众就开始讨论“电影与共同体”这一话题。在中西影史中，“电影与共同体”的探讨一般聚焦于两大领域：一是传统的“电影的社会影响”，二是“电影影像中的共同体叙事”，两者其实都与“共同体美学”相关。前者强调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外溢性影响，后者强调“共同体美学”的内部表现。

       不得不承认，从技术到艺术，从文化到理论，中国电影一直没有停下向西方学习的脚步。这是历史选择和形势使然，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盲目与过度。如果一味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电影美学，不能形成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能建构起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强国”的梦想也会成为空谈。黑格尔(Hegel)早就指出，“各门艺术或多或少是民族性的，与某一民族的天生自然的资禀密切相关”⑩，电影显然也具有民族性，而且应该不断建构其民族性。我们必须努力建构本土化的电影理论去分析本土化问题，而且本土化理论必须要建立在“民族风格、民族立场、民族精神基础之上”(11)。2018年年底，饶曙光等学者提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建构本土化电影理论的重要尝试之一。该理论立足“当前中国电影的历史语境和全球化定位”(12)，结合中国电影理论发展和电影实践经验，在共同体叙事与电影文本、共同体构建与电影文化、共同利益观与电影产业等丰富维度构建理论谱系。这一理论既结合政治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涵盖了美学层面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基于“我者”思维的“他者”思维。即通过各种维度的共同体智慧，促进中国电影从艺术到产业的长足进步。尤其强调在影视生产和创作中，超越“作者美学”“文本美学”和“受众美学”，“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