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工业美学”缘起 近年，无论是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还是遭遇“寒冬”、疫情面临“瓶颈”，抑或“头部”问题、票价问题等具体问题，都使得“产业升级”“重工业电影”、电影产业的“顶层设计与合理格局”、电影工业及电影工业美学观念等成为业界学界的关注焦点。源于对电影生产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某些强烈的近忧和远患，笔者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流浪地球》《长津湖》等电影的出现体现了电影工业化程度的高峰，也以其工业化成绩掀起了新一轮对于电影工业体系和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的热潮，为“电影工业美学”提供了案例。“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究”也分别成为2019年度和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之一。此外笔者专著《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研究》立项为“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2018)”，并于2020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2021年获第六届“啄木鸟杯”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① 概括而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影的本体与功能是复杂多元的，兼具艺术、工业、商品、文化等特性，是艺术、工业、产业的复合体，有一定的“实用性”即可供娱乐消闲的消费性。 第二，电影生产者应该“秉承电影产业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代之理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顾电影创作艺术追求，最大限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②。 第三，电影应该在工业生产特性和艺术审美特性之间折中、融合即对立统一，它“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并不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③。 第四，体现于新力量导演的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主要有：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制片人中心制、类型电影实践、体制内作者、剧本医生制等。 第五，与理性美学、技术美学、现代设计美学、工业美学等理论资源具有某种渊源性或交叉互文性，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生产特性或好莱坞电影美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根源是中国本土。 第六，作为一种本土化的批评理论，它是中国电影生产实践的总结和提升。 第七，电影工业美学原则贯穿于电影工业生产的全产业链。 二、“电影工业美学”的学术历程与理论争鸣 2017年9月，笔者在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首次提出“电影工业美学原则”④并结合新力量导演进行阐释。随后笔者与张卫、赵卫防在对话⑤中做了进一步阐述。 2017年12月15日，在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的论坛上，饶曙光提出“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产业升级及其整体性的升级换代与建构工业美学规范和体系是大势所趋”。范志忠认为“电影升级和电影工业美学建构的命题，体现了电影的新发展和新使命”。赵卫防主张“中国电影工业升级同时也需要美学升级”。故此次论坛“强调了两个共同的关键词：‘新’和‘升级’，这也表明‘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提出，是电影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的现实需求”⑥。 2018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把“电影工业美学”列为议题之一。《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亦全文转载了相关文章。⑦笔者的相关文章⑧对“电影工业美学”提出的背景与宗旨、价值与意义、内涵与构成等进行了系统阐发，以此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发展历史和观念变革、产业掘进的图景，力图为中国电影建立一个务实有效，面向实践的理论阐释体系。 “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也引发了一些商榷和争鸣。⑨ 争鸣之一在于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即艺术电影在电影工业美学中的位置问题。 徐洲赤认为学界争鸣“体现了构建‘中国的电影工业美学’的冲动和诉求。如果说，1995年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的概念是纠‘电影艺术’之偏，那么，这一次‘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提出，则是在工业属性之外对电影艺术属性的一次再发现，欲纠‘电影工业’之偏”“构建电影工业美学的倡议，不仅表现了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自觉，也表明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电影应该怎样建立本土化的美学追求，如何更好地表达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灵，推动中国电影真正走向成熟”⑩。 但徐洲赤认为“电影工业”范畴似乎并不包括艺术电影，“电影工业美学的命题更多的是建立在商业电影前提之下。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诗性品质有可能被排斥于这一领地之外”。因而，“电影工业美学固然是商业电影意义上的一个命题，但其体系中应该纳入诗性内核，这既是回归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电影工业标准化建构中必要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在电影工业美学中，标准化是操作层面的，诗性追求则是精神内核。电影工业美学的诗性内核应该包括更为纯粹的精神性、更为充沛的情感性、更为厚实的文学性和更为深刻的思想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