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学派”这个概念虽然缘起于政治家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演讲，却也反促学界对中国电影一百年来的“过去完成式”和“正在进行时”作整体思考，思考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场域内的轨迹、作为与价值。作为近年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热域和热词，学者们对“中国电影学派”所指涉的维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将“中国电影学派”的所指指向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风格)；其二则是对中国电影的观念、风格、理论和知识生产的总体观照，是“一种能够贯通创作实践与理论体系、一种能够整合产业发展与文化价值建构、一种汇聚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的总体表述”[1]。 既然“被命名”为“学派”，这个核心概念可以在与“流派”的比对中指向更加明确：学派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历时性的特点，而流派则是阶段性、地域性的特殊产物。如苏联电影学派、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布莱顿学派等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艺术和文化的共同体，主张系统、全面地把握电影艺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法国左岸派、法国新浪潮、第三电影等流派更强调主体在历史上的独创性，盛衰周期相对较短。 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电影在长期发展中构建了一条独具特色和价值的“苦情戏”主脉，传承和稳定地延续了中国叙事艺术的“苦情”传统并形成独特的民族化审美/文化体验。根据“学派”的主体内涵，我们锚定这种“家庭伦理片”及其“苦情”传统正是中国电影学派的一种高度自觉与稳定构型。 一、“苦情”的传统与流变 作为“家庭伦理片”中的一支主脉，苦情戏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素有渊源。按谢柏梁先生的统计，“在一百五十余种现存元杂剧和几本南戏中，大致可以清理出约二十五种悲剧作品来”[2]。当然“悲剧”是个外来词，辛亥革命之前，彼时国人称其为“苦戏”、“哀曲”或“怨谱”，即表现人生悲苦的哀怨之戏/曲。以《窦娥冤》(关汉卿)、《赵氏孤儿》(纪君祥)、《雷峰塔》(方成培)为中国古典戏曲“苦戏”之代表。 中国古典戏曲的“苦情”传统，在中国电影发轫不久，找到了新的载体。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在经历了内容与形式上对西方“活动影像”的“摹拟”后，1923年，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出现了。《孤儿救祖记》不仅是中国电影家庭伦理片/苦情戏的渊薮，而且成功地挽救明星公司于既倒。影片讲述了富翁杨寿昌的儿媳妇余蔚如丧夫后，因杨侄道培受贪慕蔚如美貌的好友陆守敬蛊惑，觊觎杨家家产，便诬余不忠，余怀着身孕被杨逐出家门。余回到娘家生下孩子余璞，又正好上了杨寿昌办的义学，而杨侄道培嗜赌成性，甚而妄图谋害寿昌，却恰被余璞撞见，将其救下。故事的结尾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大团圆，首先是杨侄道培暴毙而亡，临终忏悔，然后蔚如在寿昌的恳求下，卸下心结，选择原谅，阖家团圆。影片表现了传统中国大家族内部的“争产”戏，批判了好赌好色的“恶”青年，但又给了他(道培)最后幡然悔悟的机会，褒扬了蔚如这种忍辱负重的贤妻良母形象。 或许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见证/印证了本土故事、民族情感、民族文化与舶自西方的“活动影像术”的美好交融，是“影戏观”的典型实践。此后，这种“苦儿弱女”类的戏码就在中国银幕一再上演，如《苦儿弱女》(1924)、《弃妇》(1924)、《盲孤女》(1925)、《最后之良心》(1925)、《小朋友》(1925)等，这些影片大都延续了《孤儿救祖记》中以儿童和女性作为“苦难叙事”主体的创作路径。其中《苦儿弱女》讲述了苦儿于小慧卖身葬母，弱女周有容卖身作婢、为父还债的故事，借两个家庭分崩离析之苦，写旧社会风雨如晦之惨，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高涨，这个时期的“苦情戏”着力表现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女性问题，亦形成了苦情戏的一个高峰。其代表作有《神女》(1934)、《姊妹花》(1934)、《渔光曲》(1934)、《新女性》(1935)等。《神女》(图1)中阮玲玉饰演的妓女为了独自抚养儿子，出卖身体，并因躲避警察的追捕误入流氓住所并被其胁迫，甚至在她想跳出苦海时也被流氓以其子为要挟，逼其继续卖淫。当她想带着孩子逃离时才发现自己出卖身体换得的积蓄已经被流氓偷走，万念俱灰之下杀死流氓，自己锒铛入狱。影片对这个底层的妓女充满了同情和怜爱，着力表现了她爱子之情和母性的光彩，同时在表现她被流氓、被社会的欺侮与逼迫中，强化了其悲苦的命运。《姊妹花》则是表现了孪生姐妹大宝二宝在不同家庭长大，二人命运、性格的重大差异，后又同处一个屋檐下却互为主仆，作为仆人的大宝备受“七姨太”二宝的欺负和羞辱，在孪生姐妹命运的巨大反差中，形成属于苦情戏强烈的“虐心”艺术效果，亦强调了社会贫富的差异和阶级的尖锐对立。
图1 《神女》剧照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高扬现实主义大旗，《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龙凤花烛》(1947)、《万家灯火》(1948)、《小城之春》(1948)均是家庭伦理片的杰作。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其中“苦情戏”集大成者。影片故事核心乃是一个已经进入中国叙事艺术“原型”的“陈世美叙事”，是中国古典戏曲《铡美案》《情探》的“现代化”。“八年离乱”中的素芬是一个典型贤妻良母的形象，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忠贞不二地抚育孩子、赡养老人，而其丈夫张忠良，不忠不良、背叛家庭、背叛信仰、忘恩负义、贪图安逸享乐、死不悔改，最终逼死了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