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2-0027-09 “所有社会都要面对暴力问题”[1](P16)，人类全部的精神构造都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人类经受的那些暴力威胁与痛苦，艺术创造自不能例外。很多艺术现象都和暴力话题相关：艺术家们或直陈胸臆，描绘自己对世间暴力现象的印象感觉；或托寄于神话、幻觉，申言自己就暴力与人生、世界关系的整体理解；或予以情感寄托，以抒情、寓意方式纾解因暴力造成的恐惧、不安感觉。我们甚至不妨说，艺术领域是人们对抗暴力取得较大胜利的一个领域，在此，人们以信仰、伦理道德以及情感意志中的良善、柔情、同情、怜悯等切实地压制了人性中的暴戾因子。 但这一情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一个较为重大的转折。①随着各种激进政治理论及尼采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的流行，一些前卫艺术家倾向于认为：传统艺术对暴力的消解通常具有意识形态幻觉(欺骗)的意味；人们原来自以为是的对暴力的祓除，不是天真就是无知，他们根本不知道人能够暴力到怎样的境地，也不知道暴力能把世界改变到怎样的境地——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该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实践暴力并改变世界。追随尼采的脚步，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大批高呼暴力、赞美暴力，或强调艺术与暴力不可分割的个人与团体。像未来主义派就在其“宣言”中公然宣称：“离开斗争就不存在美。任何作品，如果不具备进攻性，就不是好作品，诗歌意味着向未知的力量发起猛烈的攻击，迫使它们向人匍匐臣服。我们要歌颂战争——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我们要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我们要歌颂为之献身的美丽理想……”[2](P47) 自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以来，自毕加索、达利、布努埃尔、爱森斯坦、格里菲斯、乔伊斯、布莱希特、阿尔托以来，自巴塔耶、霍克海默、阿多诺以来(公然把康德理论与萨德主义当作观念的“对子”、互为镜像)，暴力的因子开始深深浸入现代艺术最深层的发生机制中，成为艺术家们灵感发生的源泉之一。而“二战”之后，这一艺术精神的偏向——可以直接称作“艺术暴力化”的思潮，豁显为艺术的主潮，如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很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彼时艺术已“成了暴力的同义词”[3](P129)。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二战以后，暴力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艺术活动中一种体制性的结构性因素，对于艺术精神的生成及活动形成了某种先验的支配性框架。这种支配性框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叙述模式：其一，在艺术中暴力现象的呈现应当是直接的，而不必像传统那样那么强调婉转、迂曲；其二，对暴力现象呈现的赤裸、彻底、极端程度，对人间暴力可能性的想象力，通常能够成为权衡艺术家艺术精神高度的标志；其三，暴力批判可触及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人类绝大部分活动的精神实质；其四，因艺术介入现实问题、参与改造当代社会的需要，有必要在整体上重构人传统的暴力话语言说方式等。这种体制性的对暴力问题的重视，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或思潮，但经过多方面的精神合力——重要的相关思想文化现象至少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精神分析学说、大学生造反(如“五月风暴”等)、核恐惧、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先锋艺术运动、反越战、反种族主义运动(包括对大屠杀、反犹运动之反思)等，至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暴力问题已成为当代艺术体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它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时尚：如果艺术家过于回避或拒斥与暴力相关的话题，这竟会被视作精神软弱的标志。 在当代艺术体制这种趣味潮流(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向度)的形成过程中，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戈达尔，无疑发挥了重大的引领作用。这位公认的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西方艺术世界的文化英雄，②在刚登上世界艺术舞台的时候，常被看作是一位艺术形式革命的弄潮儿，但稍佚其风格固定，研究家便发现暴力批判在其艺术创作过程中核心的结构性作用。③ 戈达尔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他自身对暴力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阔程度。戈达尔对人类生存境遇中所遭遇的暴力困境，思考普泛而深刻，统合他的话题，他的相关努力堪称具有某种“暴力人类学”的雄心。他几乎触及暴力思想史中所有重要的问题诸如自发的暴力、战争暴力、性的暴力、被压抑的暴力、无因的暴力、基于意识形态统治欲的暴力、反暴力之暴力、原初的暴力(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父权暴力、禁忌暴力、语言暴力等)、元暴力(meta-violence，大致可理解作“对暴力问题作溯源性的含有暴力意味的评论或再思考”，如布莱希特式的暴力思考，他且对这暴力思考潜在的暴力属性有充分估计)等等。更具体地说，他的《电影史》、《永远的莫扎特》、《德意志玖零》、《我们的音乐》等深入考察了美国、欧盟政治实体的祛暴力实践；《中国姑娘》及“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时期的大部分作品思考暴力改造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周末》、《1+1》、《人人为己》等考察了人类返祖情形下绝对暴力的自然状态；《小兵》、《卡宾枪手》、《阿尔法城》、《电影史》等，揭露了社会中等级制暴力实施的各种样态；《万福玛利亚》、《新浪潮》、《悲哀于我》等考察了神法到来的可能性；《谁都要走一回》、《电影史》等向在黑暗年代无畏的暴力反抗的人们致以了敬意；《随心所欲》、《再见言语》等尝试着一种跳出人类思维方式，绝对非暴力的可能性等，在此不一一枚举。自桑塔格、德勒兹开始，研究者对戈达尔这方面的工作已有较深入讨论。④ 二是他的探索对后来者强有力的引领作用。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话题。以下我们就戈达尔式暴力批判对当代艺术体制中相关话语生产方式的引领作用略作勾勒。 戈达尔作为一代前卫艺术的标志性人物的崛起，其影响力突出地体现在为艺术界的暴力问题关注增添了多种话语叙述方式，为“艺术暴力化”思潮增添了诸多新的内容。他的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运用大众媒介手段，成功地将人类所处的暴力情境现实化、具体化 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们尽管就暴力问题已做出过极其深入的讨论，但他们的探索，一般集中在前卫艺术领域，表现手段突兀怪异，手法抽象，凸显个人趣味，与现实有相当的距离，既难被一般社会大众理解，也很难激起他们的体验同情。就像阿尔托对“残酷”、“瘟疫”、“血腥”的绝望召唤，[4](P19)如果不深入体察他对现代文明之病痛强烈的批判意识，人们就容易把它们看作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呓语——温和地说，像是一位有些个人怪癖的艺术家的高蹈独白。再比如巴塔耶的“太阳肛门”论，抽象地看起来，也像是一位不入流的艺术家的喃喃自语。[5](P200)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