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宏大理论的式微以及“后理论”的崛起，“后电影”(post-cinema)讨论盛行开来。在1996年的《电影之衰亡》一文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我们生活中的屏幕越来越多，电影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2015年出版的《电影终结？》一书中，作者指出，面对新媒体、新平台兴起并主导运动影像生产与传播的局面，影院电影难逃一死。[1]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甚至给出了电影死亡的具体时间——1983年9月31日，“当人们开始在客厅里摆弄电视遥控器之时”。[2]2017年出版的《电影理论解读》一书中，美国电影理论家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提到“后电影：数字理论与新媒体”：“电影自吹自播其特性的趋势，如今似乎没入了视听媒体的洪流之中，不论这些视听媒体是由摄影操纵的、由电子设备操纵的还是由计算机操纵的。电影失去了它长久以来作为流行艺术‘龙头老大’的特殊身份，如今必须和电视、电动游戏、计算机以及虚拟现实竞争。”[3] 依照如上讨论，“后电影”指向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表征的数字影像，它们以各种屏幕为载体肆意流转，对传统的影院电影形成挑战。“后电影”既是一种影像观念，又体现为一些具体的形态，比如数字电影、互动电影、交互式纪录片；它既是现象，又体现为过程。“后电影”意味着：前数字时代的电影观念，包括媒介特性、叙事、文化等都面临重构。2010年，在《互动电影：数字吸引力时代的影像术和“游戏效应”》一文中，新西兰学者列昂·葛瑞威奇(Leon Gurevitch)从汤姆·甘宁(Tom Gunning)的“吸引力电影”出发，提出了“数字吸引力”的概念。“历史和当代视听材料……由数字吸引力的复杂体构成，在其被创造的文本中运作，同时也以单次流通的形式、通过横跨多种视听经济来实现促推价值。”[4]如果说甘宁的吸引力电影是以电影媒介考古的方法，回到早期电影时期，考察电影奇观(与叙事对立)的话，那么，葛瑞威奇则立足数字时代，阐发数字技术如何沟通“奇观”与“叙事”；如何架构电影的交易，使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过程；如何使电影不再是孤立一元的媒介，而是构成一种复杂的体系，让文本、技术、美学与经济彼此交织。 本文借葛瑞威奇的“数字吸引力”概念，意在说明：在数字时代，影像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服膺于数字逻辑，我们对“后电影”美学与文化的理解也需要立足数字语境。与此同时，“后电影”文化尤其是电影文化需要以公共性为价值旨归。本文将从媒介本体、叙事、数字文化三方面理解“后电影”的影像生产与文化表征。 一、媒介本体：间性的消逝？ 艺术史视野下，艺术间的差异性在于不同的媒介特殊性。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是在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摄影等媒介的相互比较中确立下来的。经典电影理论从媒介的角度展开对“电影是什么”的本质性追问，比如，克拉考尔与巴赞以摄影为参照，提出了电影的“照相写实主义”美学；麦茨则更系统地梳理了电影语言符号化的过程，并将其与电影特有的媒介物质手段，如摄影机、胶片、录音棚等联系起来，又通过表现手法区分了电影与戏剧、电影与电视的差异性。[5] “后电影”的本质是一种新旧媒体之争。因此，对“后电影”现象与过程的理解，要从相关媒介概念出发，比如“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又译为“跨媒介性”)。不同于“媒介性”“媒介化”“再媒介化”等广泛阐发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媒介概念，“媒介间性”流行于文学、戏剧、影视等人文艺术领域。通常认为，“媒介间性”发端自20世纪60—70年代的先锋艺术运动“激浪派”(Fluxus Movement)，该运动的推手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认为，“构成艺术作品的(物质的)媒介比凝结在艺术作品形式中的抽象‘观念’更加重要，因为正是这些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媒介为关于美的各种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6]在该艺术观念的推动下，激浪艺术纷纷突破媒介类型边界，从先锋音乐领域蔓延到舞台、装置、绘画、电影等影像媒介领域，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有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媒介间性”的特点：依托于文本理论与艺术理论，以改变中的文化形式与传统为研究对象，强调不同媒介之间的殊异性而非它们的相似性，体现了一种文化中心论的取向。[7] 进入数字时代，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媒介间性”论遭遇挑战。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后电影”都指向了媒介边界的瓦解。当影像的制作、传播、接受都发生在数字平台时，视觉媒介被统称为“影像”便没什么不妥。“要是看电影、打电话、读小说、查数据都在同一个数字平台与硬件上，那么，他们在物质结构上还能有什么差异吗？”[8]有媒介学者甚至指出，数字技术不可避免地引发媒介间性的消逝，因为它“令传统媒体时代需要经艺术家精心配置的‘媒介间性’变成一种物质的常态……也就意味着其作为承载艺术和文化的一种物质条件，通过放大‘差异’来创造意义的生产模式的消逝。随着时间的推移，源于不同媒介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印刷媒介的文字传统，还是源于视听媒介的感官传统——都渐渐被统摄于无远弗届的数字逻辑体系之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