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2)01-0118-10 在韩国电影百年(1919-2019)之际，以《寄生虫》(奉俊昊，2019)、《极限职业》(李炳宪，2019)为代表的韩国后民族电影创造了新的辉煌：2019年度的观影总人次突破2.2亿；《寄生虫》“继2019年摘取戛纳金棕榈大奖后，又于2020年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四项大奖，创造了韩国后民族电影二十余年来的最好成绩，实现了韩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的历史性突破(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亚洲电影第一次获最佳影片奖)”[1]73。实际上，21世纪以降，随着世界文化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商业化的快速嬗变，韩国政府大力推动韩国电影振兴事业，所颁行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催生了以金基德、奉俊昊、朴赞郁等为主创导演的“韩国新电影”[2]60的辉煌实绩，也为初登影坛的韩国年轻一辈导演营建了良性创作语境。在确立后民族电影主体性的前提下，韩国电影积极借鉴好莱坞类型电影成规及欧美国家艺术电影经验，勠力探寻自我表达与观影认同的深广度建构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本土类型(或样式)。在颇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与较为多元的类型视阈下，被称作韩国“新新电影”导演的年轻创作群体，以多元的类型表达和新颖的影像风格成功接续“韩国新电影”导演的创作大纛，直击大众文化心态与情感需求，以本民族乃至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表达，一次次赢得本土及境外电影展演、观影市场的高度认同。思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及其艺术美学观的启示，从语义命名、创作实绩、影像表达、人文倾向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于韩国电影的未来发展不无裨益；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种探讨于中国电影的当下和未来实践亦有借鉴价值。 一、韩国“新新电影”的文化语境与语义命名 1990年代以来，韩国积极开展外交工作(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的多边外交)，开放多元的政治理念与国际事务的不断参与(1996年10月25日韩国签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协定，同年10月31日成为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国)，使其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毋庸置疑，朝韩关系实乃韩国不可回避的政治、外交话题。2000年6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平壤举行朝鲜半岛分裂后的首次会晤，随后签署的《南北共同宣言》使后来的官方(之后的卢武铉政府)和民间的双边关系都取得良性积极进展：长期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经济隔绝的局面有所改观。虽后来因政策更替(李明博政府的上台)及突发事件(如2010年5月的“天安舰”事件)使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但近年(尤其是文在寅政府时期)两国关系又走向和缓。概言之，21世纪的朝韩关系在反复变动中构建起脆弱的和平外交基础——关注这一题材的现实主义表达也遂成为韩国电影界的一种倾向，如《太极旗飘扬》《共同警备区》《义兄弟》《高地战》《铁雨》《摇摆狂潮》《铁雨2：首脑峰会》等。 1990年代末，韩国将知识、信息、文化输出等视为发展国家经济的关键，提出“贸易立国”，扩大出口，积极构建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贸易网络，努力向经济信息化、全球化方向发展。“1999年韩国出口贸易额为1436.9亿美元，比1998年的1323亿美元增长8.6%，进口贸易额为1197.5亿美元，比1998年的932.8亿美元增长28.4%，商品收支盈余为287.2亿美元。1999年韩国出口贸易发展的突出特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长迅速。”[3]29也因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如因特网、信息技术、设计、软件、文化等)对传统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的替代，韩国的对外贸易规模逐渐扩大。“2010年是韩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一年。借助世界经济景气复苏所导致的出口扩大和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的大幅增加，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与200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6%，与2009年上半年的1.7%相比，增长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4]92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CEP)的正式签署，即使韩国与中国、日本及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更为紧密，也对区域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环境与应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所促动的“地球村”对世界文化的融合，也使各民族文化得以频繁碰撞、交流。作为外来宗教和本民族宗教和平共处的多元文化国家，韩国曾受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及近代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对待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则使得东西方文化于此相汇交融、自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立国”(文化产业立国)乃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1999年韩国颁布《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并成立电影振兴委员会，其中较为充裕的电影振兴基金与“扶持但不干涉”的电影国策使导演们拥有极大的创作自由；而《21世纪文化产业设想》《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等国政方针的出台，也使借鉴了好莱坞电影制作、营销经验的韩国电影在21世纪的海外传播有了制度保证和资金助力。加之对电影专业人才的积极培养和对电影产业的可持续性投入，对以艺术电影、独立电影为代表的中小成本电影的长期大力扶持，韩国电影产业二十余年来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性增长。 诚然，“电影始终是工业、艺术、意识形态三者合一的事物。电影产业中的投资机制或者制片机制或者电影审查制度等环节深刻地影响着电影的形态和美学意味。”[5]371997年金大中总统的当选，意味着韩国长期军事独裁的终结，并“逐步地朝向一个多元化的状态发展，特别是媒体的大众化与多元化更走向了一个新阶段”[6]537-538；宽松的政治环境与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来的持续经济向好大大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电影审查制度的撤销与电影法的颁布自然改善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环境。而电影振兴基金的扶持，电影专业教育的拓展，釜山国际电影节(迄今已举办26届)及电影“大钟奖”(迄今已举办56届)、“青龙奖”(迄今已举办41届)、百想艺术大赏(迄今已举办57届)等的成功创办及延续，也为韩国电影界输送了众多创作生力军(尤其是编剧、导演)。相较于“韩国新电影”导演，近些年颇受关注的韩国“新新电影”导演在更为完善的学科背景下接受了专业院校的系统教育，对剧作的把握和对大众文化心态的判断更为精准，对市场规律和观众期待也更为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