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2)02-0180-09 伴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同体关系，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表征为新的形态。一方面，缘起于重审人与技术关系的“后人类”思潮，新千年之交以来跨学科、多领域地流行，在“后现代”明日黄花之际，大有赓续其势并取而代之的倾向，理论家们基于不同程度的、或隐或显的人类整体设定，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和理论路径，来深入系统地思考人类与非人类事物的一体关系。另一方面，科幻流行文化中关于人类与人造技术物、动植物及环境、外星生物等之间形成不同程度有机共同体关系的表征，在当前借由影像媒介和文化工业进行全球流通，引发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程度的想象性认同。这两个方面共同将某种可称为“后人类共同体”(Posthuman Communities)的话题，推动到话语展演的前台。其中的关键还在于，当代科幻景观的全球流通，既是推动后人类观念产生和跨领域社会传播的媒介化机制，也表征了后人类共同体作为想象性认同，所隐藏的西方文化工业生产和消费逻辑，以及背后主导的资本、技术等殖民机制。本文拟以理论探讨嵌合文本分析的方式来展开研究。 一、想象“共同体”及其媒介之途：从现代/后现代到“人类/后人类” “共同体”(community)作为一种描述人类社会形态的范畴，其概念中包含“有机”“内在性”等基本内涵。滕尼斯认为，与“社会”作为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和“机械的集合体和人为的制品”不同，古老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和“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①雷蒙·威廉斯指出其与“社会”相比，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内涵特征，是“充满情感、具有说服力”而几乎没有负面的意涵。②共同体的外延可以涵盖不同范围的有限形态，从家庭、组织、社区到民族、国家等。大致看来，共同体之所指，主要是一种人类内部的共同体，“后人类共同体”概念与之相较，似乎显得虚幻而冒险，因为它已经超越人类。对此，需要从历史发展和语境转换的宏观视域，考察现代以来从人类内部出发到“后人类”的共同体想象的演进路径。 (一)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到后现代的全球共同体悖论 现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变中，在传统的、地方的共同体不断受到冲击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典型的现代共同体形态，也得以建构起来。安德森在论述“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时，分析了人类社会内部共同体范围和程度想象的有限性，他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③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需要突破内部成员之间的客观与主观距离，因此与包括语言在内的“想象”的媒介方式息息相关，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推动印刷商品的传播与流通，对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共同体形态的兴起，起到关键作用。但正如安德森指出的，虽然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不断形成，以全人类为对象的基督教也极大地得到传播，但仍未从整个地球、从全人类的角度，更遑论走出地球、从太空的视角，来审视、思考和想象全人类的宇宙处境。 “民族”是被想象为内聚而排外的，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来的，往往是对“他者”的暴力殖民，以及因历史纠纷、地缘政治、利益纠葛等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毁灭性冲突。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争与屠杀见证了以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名，所行的毁灭共同体之实。南希沉痛地指出，“现代世界最重大、最痛苦的见证，……——就是对共同体(/共通体：communauté)的分裂、错位或动荡的见证”④，他提出了通过书写和文学来“保持”和“分享”共同体的问题。希利斯·米勒则进一步深入解读作为“奥斯维辛预感”的卡夫卡小说，以及诸多反映大屠杀的作品，指出了共同体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我们可以见证共同体的现代遭遇——见证它的崩解、错位和焚毁，但却无法知晓或理解共同体。”⑤从安德森到米勒的研究，揭示了现代以来人类内部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现实与观念想象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张力问题。 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新的交通和通讯科技，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消解着原来束缚共同体的地理—物理界限，“地球村”在电子时代的媒介延伸中得以建构，人类进入了根植于“微电子技术、数字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所驱动的网络”时代。⑥但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并未能形成消解民族—国家共同体界限的全球性共同体，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机制。正如奈格里和哈特所指出的，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跃进中，形成的是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政治秩序——帝国。“帝国”混合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但作为“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⑦，实际上无法形成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人类共同体关系。与“帝国”类似，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概念，将之想象为具有生命期的有机体，但其中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体系中的周期性霸权结构，都并非全球性人类共同体的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主导下的技术—媒介驱动，正如大卫·哈维所言之“时空压缩”的后现代境况，并未能形成全球性的关于人类整体的共同体观念，反而呈现出复杂的悖论特征。鲍曼指出，除了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张力仍然存在之外，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是两种共同体趋势：一种是用新的权力结构来取代共同体；另一种则是在新的权力结构框架内，“恢复或从零开始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⑧。共同体已然不是范围和界限的问题，而是被事实地或想象性地替代了。 (二)“后人类”的科幻生产与“人类/后人类共同体”想象的数字之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