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2.02.021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还是个模拟社会？这点尚有待辩论，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屏幕社会。”①对此，我们无疑会产生切肤性同感：我们不得不通过屏幕去获取各类媒介信息，与屏幕的交互成为我们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之一。毫无疑问，视觉性的凸显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不过，比起“屏幕社会”的判语，我们更通常听到的是这样的说法，我们正处于“图像社会”。可是当我们细细审视，会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些吊诡之处：社会的“图像化”意味着图像的全局化，而这恰恰使得我们难以在今日的图像中把握到传统意义上主客二分的图像性关系。当主体完全沉浸于图像所编织的世界之中时，主体就完全沉浸于图像之中，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此一来，我们所拥有的就不再是主客二分的那种再现性经验，而是完全被客体化的新的图像性经验。在这种新的图像经验中，图像关系中主体一方被取消了，我们完全沉浸于作为客体一方的图像中。对此，我们或许应使用一个新的名称来标注这种新的视觉感知状况。实质上，“影像社会”比“图像社会”更能精确地展现当今视觉文化的新动向。当下我们实际上处于图像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指视觉感知占据我们感知的主要部分，而且指完全取消了观看主体性的图像的全局化状况。影像媒介区别于传统图像，其本质是技术生产的图像。经由新的技术，影像重塑了我们感知真实的方式。下文将剖析影像的媒介本质，并分析不同的技术所生产的影像媒介对感知范式的不同塑造能力。 一、眼镜作为视觉装置的革命性 说到视觉感知，人们总会把所谓的裸眼观看作为“自然观看”的标准。然而，我们正面临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视力走向集体衰退。在今天，佩戴眼镜的人已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稀少，“眼镜”这个称谓也不再是小众的精英知识群体的象征，它表征了当下更普遍人群的视觉平均状况：我们需要借助眼镜来弥补生理视力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之中许多人需要佩戴眼镜来“正常”观看。这无疑透露了当代视觉感知上的根本变化，我们无法再以生理学上健康的标准来规定何谓“正常”观看，眼镜已嵌入我们的视觉器官，塑造着我们新的日常观看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只是在使用“肉眼”来观看，佩戴眼镜的人实际上使用的是人眼与眼镜合成的视觉器官。可以说，眼镜是最早的视觉装置，正是眼镜的普遍使用提示着视觉装置化时代的来临。 对于眼镜作为视觉装置所展现的深层的文化逻辑，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敏感。不过在哲学领域，尤其是传统认识论领域，哲学家对此却十分敏感。哲学家常使用眼镜来隐喻思想的不清晰，当他们进行哲学论辩时，就以需要戴某副哲学的“眼镜”来攻讦对手分析问题时智识的不足。很显然，哲学家使用“眼镜”来做隐喻，在智识的不清晰和眼睛的不清晰之间建立了类比关系，而用以弥补视力不足的“眼镜”也被用来嘲讽那些智识不足的对手。哲学家们并不怎么看重眼镜对于修复视力以维持“正常”观看的重要性，反而认为真理之眼应当是“纯真的眼睛”(innocent eye)。在此存在的吊诡之处在于，生活中我们由眼镜来帮助我们“正常”观看，并确立新的观看标准，但在传统认识论话语中，哲学“眼镜”却成了“明见性”的障碍。哲学家们并不信任眼镜，而信任“纯真的眼睛”。哲学家们的“澄清”工作与“纯真的眼睛”的假想纠缠在一起，“眼镜”在此成为某种遮蔽物，是思辨能力贫乏的表现。因此，在传统认识论话语中，只有脱下“哲学眼镜”，才可能拥有更清晰的视野，从而得以抵达真理之境。在此“眼镜”象征了幻象对思想的遮蔽，思想之眼则被假想为“纯真的眼睛”。 可是真的存在“纯真的眼睛”吗？贡布里奇(Ernst Gombrich)和古德曼(Nelson Goodman)都认为，“纯真的眼睛”乃是一个迷思，我们的观看总是历史的和心理的，总是会受到文化习俗和知识体系的规约。纯真的眼睛很有可能是盲目的眼睛，就好像处子的心灵是空白的。②我们所谓的“裸眼”观看以及“自然之眼”亦并非“纯真的眼睛”，“纯真的眼睛”只可能是内在的心灵之眼，它出现在西方古典观念论神话中。日常生活中实际的观看必定已负载着我们的文化习俗，通过眼镜乃至各种视觉镜头来观看成为我们今天的“自然”观看。我们不得不接受视觉装置技术为我们打造了“第二自然”，因此我们必须经由视觉装置来观看并传达“真实”。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认为，技术变革引发了视觉史范式的变革，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视觉史的关键时代，一个长时段的自然知觉阶段结束了，其标志是望远镜和其他的视觉义肢(visual Prostheses)的使用，其结果是自然世界的数学化。由此而来，我们的感知体系发生着两个根本性变化：第一，我们面临自然知觉的逐渐衰退；第二，随着自然知觉的衰退，我们所见的“真实”(reality)，也不再由人类的眼睛，而是由视觉装置来给予。维利里奥颇具洞察力地总结出人们在视觉观念上的变化：技术性的“视觉学”(visionics)代替了“目光”③。过去那种以人类“目光”作为视觉实质的观念已然终结，我们正步入“无目光的视觉”(sightless vision)④时代。对于今日我们所处的新的感知状况，维利里奥无疑是悲观的，他使用了“盲目”(blindness)一词来评价：“盲目因此是即将来临的‘视觉机器’的核心。”⑤当然，维利里奥并未对“盲目”进行更深入的文化阐释，似乎就停留在“无目光”的字面意义上。不过，当机器重塑人的感知体系，人由此以一种机器的方式存在，整个文化是否将会陷入“盲目”中？“盲目”的深层涵义会不会是说，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只是一场幻觉，我们的文化终将陷入到一种更深的危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