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世界电影”(World Cinema)这一术语在英语学界已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学理概念，围绕概念本身及与之相关问题的新讨论已较为可观，这其中自然有文学研究领域关于“世界文学”的重要讨论作为理论史先导，而在电影理论与研究领域，这一理论事件显然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本体论意义。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话题仍缺乏一定的讨论，①故此，本文的首要目标便是将这一话题提出，以便拋砖引玉。但文章的主体却并非关注上述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电影”概念，而是在已经存在的讨论里明确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切入角度。这一角度的话语生产同样受到了世纪初“世界文学”讨论的影响，正是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等人在“世界文学”问题上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见，②并深刻影响了“世界电影”论述中的相关言说。 埃莱夫特里亚·塔努利(Elefiheria Thanouli)在《世界电影中的叙事——图绘全球化时代的形式交流的流向》(Narration in World Cinema：Mapping the Flows of Formal Exchange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一文中指出，“世界电影已经成为电影研究界的一个流行概念，旨在安排全球范围内国家电影不断增长的版图，并弥补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电影批评方法”③。这一简要的目的性说明至少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尺度上为了应对国家电影的不断增长，需要在全球层面描绘新的版图；其次，在这一宏大尺度中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对两方面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新的世界电影的讨论中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国家(如美国)电影版图的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紧密相连，其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各层面霸权扩张的“多元决定”形式仍然显著，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类型，尤其在世界尺度中涉及劳动资源的全球配置问题。其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包括话语与物质现实两个层面的因素。晚近，后殖民理论便是在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或更为普遍的“西方中心论”批判的意义上作出过理论与实践贡献的理论形态。然而后殖民理论的主要方法论如殖民话语分析，往往因过于强调殖民问题的文化方面，而失去了对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理解。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之间的对抗也是一场切切实实发生过的理论史纷争。将上述两方面问题综合起来，我们需要在新的讨论中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其他不同形式的同时在场。 故此，我们首先须要检视出此番围绕“世界电影”新的讨论中的重要方式，并且根据梳理，其中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话语以及较强的理论张力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一、新讨论中对“世界电影”的三种理解 指出接下来的分析是在“新讨论”的语境中展开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般或传统意义上的“世界电影”概念，这主要就是指一种“集合论”意义上的全球电影的整体范畴。通俗地说，我们通常谈到的世界电影指的就是“全世界的电影”或者“在世界范围内理解电影”(尽管这两个表述之间也存在差别)。在这一意义层面，我们往往会谈及世界电影名录、世界电影产业、世界电影历史以及具体的各国或地区电影艺术及生产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这样的“世界电影”的定义就与19世纪以歌德甚至马克思本人为代表的一种胸怀天下的“未来展望”相类似，而它主要根源于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④的“全球视野”⑤。 新一轮的“世界电影”仅与这一“集合论”的世界电影理想具有思想上的连通性，其理论特征与实践目的均有显著差异，这也正是“新讨论”的意义所在。对这一“新讨论”成因的分析将可能更为复杂，其中有时代性的理论与现实上的各种缘由，此处不做展开。而当我们进入这一讨论，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对“世界电影”新的但又互不相同的理解。换言之，在这些论述中，不同学者所使用的“世界电影”一词常常只具有“能指”上的相似性，而实际对应着千差万别的“所指”。为分析的便利，我们姑且搁置其中的细微差别，而试图把握三种主流却判然有别的定义方式。 露西亚·纳吉布(Lücia Nagib)在其《为了一种积极的世界电影定义》(Towards a Positive Definition of World Cinema)中指出，传统的电影理论评价已近枯竭，而面对这一局面，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便是思考好莱坞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这一略显“危言耸听”的说法指向的是对一个新的文化理论的召唤。在这一整体性的新认识之中，纳吉布的世界电影的概念与后殖民理论有关。对此，纳吉布正是在一种“集合论”的意义上试图说明当下对“世界电影”的定义。作者观察到的一个初步的整体印象是，“无论‘世界电影’已经变得多么普遍，它仍然缺乏一个恰当的、正面的定义。尽管它具有包罗万象的、民主的使命，但它通常不被用来指全世界的电影”⑥。换言之，对其作出的定义往往是“限制性的和负面的”，在这种定义中，“世界电影”就是那些“非好莱坞电影”。对于这一负面定义，纳吉布提出了辩证理解，首先这一定义也可能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将其他地区或类型的电影与好莱坞的主流模式相区别。作者甚至对这种差异给予正面的评价标准，这就把好莱坞以外的电影生产从附庸或模仿的“不平等竞争”的位置中解救了出来，然而当差异的评价是以好莱坞为基准，一种先在的好莱坞(美国)中心主义便已形成。而暗含或遵循这一意识形态的方案并不鲜见，纳吉布认为2000年由约翰·希尔(John Hill)和帕梅拉·丘奇·吉布森(Pamela Church Gibson)主编的《世界电影：批评方法》就是一个例子。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