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最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持续4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也因此先后于1999年与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中国也因此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工厂。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4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约226倍；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与此同时，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约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分别变为了10955元(增长了约94倍)和31.2％。 不同于传统的依赖于增加要素(土地、劳动力)投入带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①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共识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重新定位：应该让市场配置的留给市场，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扮演战略性角色。借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国在如何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战略。② 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见仁见智。本文尝试从政党组织和国家能力的角度出发，重新整合部分已有解释，分析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改革自身组织，提高治理能力。本文将从理论框架、政党作用、历史发展与治理变革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总结归纳一些经验模式，并针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③ 一、理论框架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解释：(1)强调私有产权的兴起、市场和自由竞争及其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激励机制改善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主义；(2)以发展型国家为代表、强调国家能力和国家作用的理论。④这两种解释分别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理论高度对应。与此对应，就何种政府与市场关系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学界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支持市场主导的方式，主张政府应以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中性制度为主，政府在微观上提供法律保障和市场监管，宏观上进行经济调控保障平稳运行，而企业能够在市场机制下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派则是支持政府主导的方式，以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典型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然而，这两大主流理论都没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如何在农业剩余很少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积累，进行工业化努力，走出贫困陷阱；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上建立市场制度，让市场逻辑取代(至少是主导)社会(政治)逻辑。但是，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这两大挑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又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私有产权如何在公有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产生和发展，市场如何从计划经济中产生和发展，如何让市场的逻辑战胜权力的逻辑。基于这些特性，一些学者归纳提出了介于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二者之间的第三流派的理论，强调国有企业对战略产业的控制和政府“规划”的重要性，以及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郑永年、黄彦杰提出的强调市场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内市场”理论⑤。 (一)新制度主义及相关理论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传统出发，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私有产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激励是经济增长的根源，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把制度弄对”、把“激励”弄对，让人各尽其能，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而国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保障秩序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诺斯提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⑥这句经典论断背后，是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所得租金的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因此，对于统治者而言，使其保护产权的承诺成为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这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⑦ 过去40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政企分开，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外贸和投资的放松管制等等现象，都为新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者们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制度逐步改善、能更好地保护私有产权的过程(如市场维护型联邦制理论)，也是更好地调配资源分配的过程(如国际经济中比较优势理论、国内经济增长中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就其含义而言，指的是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联邦)政府的分权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有效制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从而国家能可信地承诺将维护市场，而不因为自身利益(官员利益)干预市场，乃至掠夺市场创造的财富。除了维护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财政联邦制也被认为能带来其他好处：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使得政府更接近民众(从而更具回应性)，等等。钱颖一等人甚至提出了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的中国版——“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改革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制约政府掠夺行为的制度基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与制约、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用脚投票”造成的制衡，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⑧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制需要满足五个条件，但研究者们发现这五个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得到很好满足，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⑨不过该理论还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