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21)06-0083-07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1.06.016 从艺术本体层面迁延的审美旨趣关注出发，沿着电影叙事情节结构核心动力探究的思路，可以发现，即便是细化艺术形态分类学的概念，而定义为电影类型的区分，“谍战电影”牵涉的核心元素辨识，仍然会落脚于“谍战”斗争行动中诸种事件构成的因果链条，并由此演化出的可能性结局及其对之进行推断而产生悬念疑问的刺激感。它以“间谍”人物及与其对立的反面——反间谍行为人之于“谍战”场域内部的冲突为圆心，预设极端生存境遇的艺术情境想象，在其中显影双方面对可以预判或者突如其来的事件激变时的行动反应、情绪处理与命运选择。在此种意义上，它与电影类型的经典分类——警匪片的构成体系与审美期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是在其之上的冲突极化与烈度加强的超类型版本，也更能体现出人类面对人性拷问时的艰难判断与困境挣扎，而拥有更为细腻地描摹人物情感渐变逻辑的艺术空间。 一、形态分类的核心动力与民族文化的传承认知 理查德·麦克白将能够表征形态分类的核心标的，命名为“类型元素”，而将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描述为“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1](P70)。对于建立在形态分类学基础上的类型特征而言，“谍战电影”的“期望系统”，或可总结为遵循“悬念营构”——“人性凸显”——“情感共振”逐层递进的逻辑公式，在其中也许会有不同节点适用程度强弱之分，但似乎多少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那么，这种之于“谍战”斗争现实残酷性展示与极端艺术情境假定性建构体系内的特定情感表达，便与日常生活境遇中的普泛性认知，形成反差强烈的冲突与对列，从而在极度的情绪震惊与波动下，产生感性精神域界的量子纠缠与生化反应，而带有意识形态观念编码的“主体”认同机制，随其运动打开的缺口融入而被无痕迹般地自然接受，便是话语言说行为之于电影叙事情节演进中的晕轮效应，而关乎情感抒叙的“共情”氛围渲染，即“个体感知或想象其他个体的情感，并部分体验到其他个体感受的心理过程”[2](P1229-1238)形成，便是其能够完成并发挥效用的关键所在。 涉及情感认知的震惊与共享，“谍战”类型将之实现的机制着落于一种被视为普遍感知的正常性情感，而置放于非常态的极端情境设定中，形成激烈矛盾冲突下的对比，去形成碰撞。那么，两者反差的正比乘数，就是“谍战电影”混合类型本体营构、叙事抒情表达、意识形态话语陈述等诸多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实现这种正比反差的前提，就是对应“正常情感”认知的大众公约数与极端情境不可承受烈度之间的距离。因此，越是被普遍接受的基础性情感，越容易在“谍战”对抗的残酷行为中被摧毁，此种联动关系的设置，就成为这一形态能够多大限度完满其艺术表达的关键。在“谍战电影”创作的具体实践中，这种容易被接受与广泛认同的基础性情感，往往首先来源于一种对亲缘伦理关系的描述与处理。之于人类情感与人性构成意义而定义的人的价值，关乎“亲情”的伦理定位与话语表述，不仅仅是“透过修养和教育，经由艺术与人文，方能成为其真正的人”[3](P4-5)的人文主义理想想象，而且是其能够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基础理念确立自我为何的原始因子。 从“人类”更新换代的视角，看待“亲缘”关系的产生，可以把其追溯到自然生命系统内“个体”与“种群”延续需要的物质实现方式，这是“人”与这个世界目前已知的主要生命形式，共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统”传承路径。经由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演变，脱离动物原始本能层面，仅仅依靠“无意识”的简单群居关系维持的形态，并结合人的“生理”经验积累，而得出的原初知识判断，“文明化”的社会开始建立一种从“非正式”到“正规化”的家庭族群伦理规范。这种“规范”的出现，确立了“人类”与“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与关系结构，而以世世代代生活中“固化”下来的“群体”理念传承，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感性体验碰撞中，构成关于“亲情”的理性认知与言说。 在数千年来接续的中国传统观念中，以血统亲缘传承与婚姻家庭组织构成的基本群体关系为核心，结合农耕文明长期以来，较为封闭的生活地理空间，造就的意识惯性，一种由若干“原生家庭”①为圆心，以父系“宗族”为主，母系“戚族”为辅，婚姻拓展的“家族”网络为支架，延伸到共同“乡土”身份的“亲缘”关系扩大认同，逐步递进产生了一种“家国一体”②的伦理观念，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现实存在与思维认知的基本模式。 将这种“亲缘”生发的伦理关系，作为荣格认定的“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主观理念与客观现实来认知，或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受历史巨变的过程中，“个体”之人及其所属“群体”结构所承受的冲击。先后经历百余年的“战争与革命”“改革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的时代“洗礼”，中国人对于“亲缘”关系的普遍认知，已然产生了巨大变化，而有关“人性”范畴的“亲情”价值，也在“个体”遭遇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呈现出自己的“阶段性”与“对象化”特征③。 中国“谍战电影”创作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实践中，融入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亲缘伦理观念，在叙事情节、人物关系与场景构设的铺排下，着力形构了一套符合大众道德判断认同的表层话语言说机制，关乎日常生活形态的朴素价值观念表达，被嵌入“谍战”对抗的特殊情境，而经由意识形态化的逻辑自证体系所重构，形成符合其目的意识的符码编程模式，便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断复制的“神话”形态，其“基本结构始终如一……里头的内容就不同……是可以变化的”[4](P61)，从而以之寻求某种不变的结构主义式话语模态，而相应变化的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叙事构成。 二、社会历史分期视野下的实践呈现与逻辑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