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自然成了电影民族化实践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如李玉华早在1957年便发表过《诗与电影——学习札记》，将诗词中的手法与电影的蒙太奇进行类比，突出强调了“人与景密切结合”①的描写手法在古诗词中的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则催生了更多相关观点的涌现，如罗艺军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中详细论述了中西美学的具体差异，同时提出了电影民族化的具体路径，并率先将传统诗论中的意境概念运用到对电影的分析中。又如，王国平的《论诗电影》同样延续了这一思路，将意境美学纳入对诗电影的评价范畴中进行讨论。此外，刘成汉、徐昌霖等人则是从诗词的具体手法入手，主要将“赋比兴”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技巧进行比较研究。 一、电影“赋比兴”：亟待反思的理论话语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中国电影与传统诗词美学的关联研究大致遵循着三条路径。首先是从诗论中的核心概念“意境”出发，将其延展至电影研究中，探讨意境在电影里的呈现机制和美学内涵，代表作有王迪和王志敏的《中国电影与意境》、刘书亮的《中国电影意境论》等。其次是以“诗意”作为中国美学的独特品格，挖掘电影中的诗性气质以及具体的表现模式，如孙萌的《作为精神史的电影史》。最后是以诗词中的表现手法与电影技巧进行类比，分析电影创作形式与传统诗词在修辞表达上的美学共性，如1981年徐昌霖等人共同发表的《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将诗词中的一系列手法与电影蒙太奇进行类比，提倡“作为电影形式的发展，向我国古典诗词多所借鉴应引起重视”。②刘成汉于同年提出的电影“赋比兴”理论则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角度出发将诗词与电影进行结合，以传统诗论中的“赋比兴”意象作为基础，对大量经典中外电影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其表达和论述都更具全面性。 电影“赋比兴”“试图建立一套以中国诗学传统为基础的电影批评及研究理论”③，并从整体层面探讨诗词与电影的关联，但其理论基础在逻辑性和严密性等方面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有学者便曾指出其对“‘赋比兴’的阐释和界定、设例，尚未臻一完善系统”④，也有学者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该理论进行反思，并得出“赋比兴不是一种特异性的修辞”。⑤值得反思的是，除上述讨论之外，关于电影“赋比兴”的探索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多数研究仅将其作为一种成型的理论话语进行使用，极少有文章从本体层面展开讨论和反思。 实际上，当我们再次对“电影赋比兴”理论进行审读时，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首先，“赋比兴”概念并未真正跨越电影与诗词之间的媒介鸿沟，因此在阐释具体电影时常常力有不逮，对文本的分析容易陷入过于简单和泛化的结果。例如，在《电影赋比兴》中，作者以“树摇叶影，袈裟飘飘，拂过叶丛，波光幻影，令人有灵气浩然之感”⑥的描述阐释《侠女》中某场戏呈现出的“赋而兴”修辞效果，这种表达更像“是用一种文学的或者是艺术的概念取代电影的概念”。⑦其次，该理论并未直面“赋比兴”这一概念在历史讨论中含义的混杂性，而将其等同于三种修辞手法，这一策略尽管是构建理论的便利之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背后隐含的原始比类思维所具有的暧昧性特质。如果仅从修辞意义上理解，不仅难以将其与西方诗学理论形成实质性的差异，也会造成其审美内涵的狭隘化，最终使中国美学自身的特异性被遮蔽了。 此外，《电影赋比兴》一书还提到了“赋而兴”和“兴而比”两种关联方式。谈及前者时，书中将其诠释为“以实物形象有步骤编排来兴起某种心理及气氛的做法”。⑧除上文提到的《侠女》外，《公民凯恩》中的一场戏也被视作是“赋而兴”的例证。在作者看来，导演奥逊威尔斯用一系列镜头呈现夫妇俩人在早餐桌前的变化，以此暗示俩人关系的逐渐冷淡，因此起到了“赋而兴”的效果。然而这种对“兴”的理解显然是将其视作一种具有象征作用的修辞手法，即从“俩人之间对话逐渐冷淡”联想到“夫妻关系破裂”，两种意义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叙事因果联系，有着确切的联想指向，最终的表达逻辑服务于电影整体的叙事和主题，这与“兴”本身所注重的直观领悟和暧昧性表达是错位的。 在解释电影“赋比兴”理论的来源时，刘成汉先生认为西方的电影理论借助其他学科的基础，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汲取知识，而我们在接纳西方理论的同时必然也要考虑中国社会自身独异于西方的潜意识、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阅读中国电影，这一观点无疑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然而，他在使用“赋比兴”理论阐释西方电影时，却无意中忽略了这一差异的影响。例如，在对“兴而比”进行论述时，《电影赋比兴》中以英格玛·伯格曼的影片《野草莓》为例，将电影开头出现的无指针的大钟，无人的灵车以及伸出手的棺材视为“兴象”的体现，实际上这更应该被归类于“被语言渲染的物”。⑨它们作为符码的修辞意义并非仅在叙事上产生关联性的联想，在内涵上还源自西方宗教文化以及现代艺术思想，具有适用于其文化语境内部的强烈象征意义，因而不应简单地将其与“比兴”划上等号。作者在对这段文本进行解读时，忽视了西方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将“兴”和“比”当作了能够横跨不同文化语境的普适性修辞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