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并结合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产出效率达到提升发展质量的目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积累，我国金融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具有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与条件，但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金融支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要结合新发展格局构建进行改革创新，不断提升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为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早日建成提供支撑。 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提升金融支持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积累，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站在新的起点并且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1]新发展阶段有新目标和新要求，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之适应。金融发展滞后于发展需要，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既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需要着力破解的痛点难点，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认清传统发展格局下金融支持能力的不足，才能找到新发展格局下提升金融支持能力的钥匙。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底子薄弱，需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开发国内的资源，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形成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实践。利用外资和进口国外中间品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利用国内资源环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这种粗放发展模式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对外贸易增长严重依赖“以量取胜”而非“以质取胜”。[2]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都以中国为目标。[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日益倾向把中国作为贸易保护的靶子。关键中间品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卡脖子”的梗阻，美国利用中国企业对其关键零部件的依赖采取断供措施，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跨国企业掌控着全球价值链，在“脱链”压力下的中国企业和要素获得的收益有限。为了压低生产成本必须控制薪酬的上涨，从1980年到2012年，剔除物价因素影响，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21.1倍，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9倍。可支配收入不高不仅低估了劳动力价值，也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粗放发展造成了国内资源的巨大浪费，还形成部分资源的高进口依存度。2020年我国进口11.7亿吨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82.3%，其中7.1亿吨来自澳大利亚。治理环境问题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从1995年的30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615.2亿元。资源环境容量下降，是国内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4]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上清洁、美丽、舒适、体面的生活是群众美好愿望，不能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成绩，只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在新发展阶段的新愿望。 (二)金融支持能力不足影响了国内循环和产业升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能力受体制和发展历程的影响。我国的金融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成长于国际金融风险频发的全球化年代，出于经验积累和安全风险的考虑，金融体系建设按先银行后证券次序进行，形成了以银行融资为主的服务模式。2020年，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贷款16.54万亿元，证券市场新募集资金1.36万亿元，直接融资只占间接融资的8.2%。资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决定银行信贷业务注重保全资本，看重资产抵押担保而偏好成熟的工业企业，影响了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2020年底，我国证券投资者开户数达1.8亿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99%，缺少专业投资知识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居民获得的投资性收入有限。信息披露机制不透明和退市机制不健全，使投资者的合法收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股票发行经历审核制、核准制和注册制三个阶段的演变，虽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与居民收入增加寻求投资通道的需求相比，以融资服务为主的资本市场建设还存在很大差距。[5]资本市场资金供需不畅通，造成住房投资过剩和房价居高不下，高房价又影响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形成制约。受金融体系特征的影响，金融资源存量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增量，新兴产业发展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居民不能获得稳定的资产性收入，影响国内收入与需求造成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不利于中国企业发展的自立自强。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需破解的难题。 (三)金融梗阻影响国内国际循环畅通和发展的效益 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早期开放发展的基本模式。由于国内缺资金而且金融机构缺跨国服务的网络和经验，而金融资源对服务网络有比较强的粘性，利用欧美银行已有的国际金融服务网络、以美元为标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有利于技术资金的“引进来”和产品的“走出去”。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贸易结构和资本进出发生改变，依靠美元和欧美银行的国际金融服务极大影响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收益。如，2018年我国以4.62亿吨的进口成为全球原油第一大进口国。受石油美元计价规则的影响，与2017年相比，2018年进口量只增加10.1%，但支付成本却增加了46.7%。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政府的债务剧增。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1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2.3%，到2031年将上升到107.2%。在特殊的“债券一美元”联动发行机制下，“天量宽松”的美元流动性必将导致我国的贸易利益和海外资产收益遭受损失。我国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与世界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必须提升金融服务中国市场主体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以保全我国通过对外经贸活动获取利益的价值，同时有效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感染。因此，金融服务国际国内循环的能力，既是提高开放发展质量的手段，也是对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