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21)05-0005-10 doi:10.14003/j.cnki.mzysyj.2021.05.01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在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中,导演是在用影像艺术诠释文学艺术的关键内容,其作为文学和电影转换的中间人物,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如同文学作品体现作者的个性那样,源于导演的电影,也在方方面面渗透着导演的个性因素。黄健中说:“电影艺术越走向成熟,就越显现这样一个美学原理,电影的艺术个性只能是促使整体融汇在个人里。”①作为对文学作品进行影像阐释的主体,导演的个性特点在文学作品的改编中极为重要。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导演对同一文学作品的阐释一定各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导演通过其与文学的平等对话传承原著思想,并在裂变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自己在思考和呈现过程中产生的批判性思维,探索个人独有的从文学艺术到电影艺术转化的方式与途径,即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变革时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国家教育水平等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文化的审美要求愈加复杂。电影艺术以其通俗性、娱乐性、直观化与大众化等特质一跃成为接受程度最高、受众群体最广的艺术形式之一。这使得导演们在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主题较为复杂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改编中面临更大的困境,即如何使改编后的电影作品能让处于不同文化层次、理解能力不尽相同的受众普遍欣赏并接受。在这样的时代人文背景下,导演从人性角度切入改编无疑是一种极为明智的选择。因为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电影艺术,对人的关怀始终是一个永恒的母题,观众对人性书写的接受程度较高,利用电影独特的光影艺术,在人情人性上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使作品更贴近观众生活,兼顾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观众的接受,更易使其产生与观众的共鸣,赢得人民的喜爱。 为揭示导演们在复杂的改编过程中所面临电影的各种要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从个案分析入手,分别选择处于不同时代背景、影像风格各有不同的凌子风、吴天明、张艺谋、冯小刚等导演,挑选他们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电影改编作品,从不同导演在现实主义文学改编中的人性书写入手,讨论其在文学与电影两种艺术的转化过程中对人性书写的突出特点,找寻其中的特殊规律,并总结其艺术价值。 一、在伤痕与反思中寻找美和善 凌子风导演的艺术生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从“十七年”时期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之后,凌子风先后改编了四部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这其中,凌子风以其独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有热度而美好的人性世界。 凌子风改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挖掘美好人性,将小说的主题弱化,将文字中宏大复杂的“衍生物”抛却,以获得突出人情人性的效果。在影片《骆驼祥子》(1982年)中,凌子风将原著中的人物进行人性美化提升以展现其人性魅力。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虎妞”这个形象的大胆改变,他将在原著中拥有更多形态描写的虎妞置换到多心理描写的样子之前,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升华与美化,将改编的天秤偏向了人性的塑造。原著中样子是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与车的关系成为整部小说叙事的主线,他从奋斗、失败、绝望直至完全堕落的过程则是小说叙事的重心所在。虎妞则是一位既老又丑、内心凶狠的女性,腐朽的社会环境使她沦为无人敢娶的大龄女、父亲的廉价挣钱工具、吞噬祥子善良灵魂的主要人物。而在电影中,凌子风强化了虎妞与祥子的情感关系,奠定了虎妞女一号的地位。虎妞成了一位大胆泼辣、敢爱敢恨、率真不受拘束,同时又处处透露出淳朴和善良的真性情“女汉子”。影片中的虎妞深爱祥子,敢于反抗父亲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坚定嫁给样子;将祥子买回的粮食送给无助的小福子;在收到祥子的布骆驼后娇嗔道给祥子生一个小骆驼……这样的虎妞,不再是封建社会的傀儡与帮凶,反而渐渐被劳动人民同化,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尽管其对虎妞的改编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不得不承认,凌子风对《骆驼祥子》的改编是巧妙而恰到好处的:老舍先生在原著中对祥子形象的展现大多采用较为抽象的心理描写,细腻且直击人心,但作为电影这种以声画为传播手段的艺术形式,如何对这些心理描写进行充分又恰当的处理,便成了棘手的难题。而小说对虎妞的描写,则采用以大量表情动作写实的手法,这更有利于影像的转化。凌子风对影片人物形象做出这样的调整,既是其对美好人性挖掘的追求使然,也是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的必然选择。凌子风对许地山的小说《春桃》(1988年)的改编,则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升华女主角春桃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原著讲述了以捡垃圾为生的底层劳动妇女春桃,与其逃难离散的“前夫”和逃难后相依为命的“情人”三者相濡以沫、平淡生活的故事。在影片中,凌子风丰富了主人公春桃的性格,更充分地挖掘呈现了春桃人性中的善良。春桃捡到玩具送给捡垃圾的小孩儿,看着孩子们玩耍露出笑容……这些微小细节的突出展现奠定了春桃这个人物形象的基调,既朴实而善良,也让她坚定收留“前夫”李茂这一举动变得顺理成章。许地山的原著显然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以冷静的叙述笔调描摹出人世间三位“世俗中人”的困境,却给人一种出尘的意味。事实上,春桃这种不被传统儒教礼制所认同的行为,在改编时是极易产生偏差的。但凌子风的处理,让一个鲜活善良、渴望幸福、独立坚毅的女性形象引发观众的共情,使得春桃后续发出的“独立宣言”更加振聋发聩、响彻人心,也让观众在无意识中渐渐接受了这种“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传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