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初始期文学改编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1905-1931)

      在政治风云多变、军事纷争频仍、新旧观念冲突、中西文化碰撞的20世纪初，中国电影蹒跚起步。处在模仿与探索中的中国电影初始期(1905-1931)的文学改编活动，先后把稚气的目光投向了传统戏曲、外来文明戏和以“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为主的通俗小说，迈开了踉跄而执著的脚步。尽管此时的中国电影尚处于默片时代，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起步、拓荒阶段，却仍值得我们足够重视，披沥出可资镜鉴的东西。如：作为舶来品的电影艺术如何本土化以建立主体性？如何尽快发展叙事性以提升电影艺术整体品质？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业如何捕捉、把握观众的欣赏口味与审美心理，从而获取商业利润以利良性运转？如何体现电影艺术的娱乐性与趣味性，并做到“寓教于乐”？

      一、中国电影初始期文学改编的特征及其成因(1905-1931)

      中国电影初始期的文学改编，即从戏曲、文明戏改编到以“鸳蝴派”为主的通俗小说改编的活动，呈现出舶来性与主体性、纪录性与叙事性、通俗性与大众性、商业性与娱乐性的特征。

      (一)舶来性与主体性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法国诞生后，第二年电影艺术就经香港传入上海。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在北京出现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电影创作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这就使得中国电影具有天然的舶来性。然而，中国电影初始期尽管受到了欧美电影的影响，其本土化的努力却一直不曾中断，从而建立起中国电影的主体性。

      中国电影初始期改编对象的选择上有两大类：一是中国古老的艺术样式——戏曲(京剧)；二是现代的艺术样式——文明戏(现代话剧雏形)、“鸳蝴派”小说(现代通俗小说)。这种面向传统和现实的改编诉求，形塑了中国电影改编的本土化走向。电影制作者将传统戏曲直接搬上银幕，不仅拓宽了戏剧艺术的传播渠道，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而对当时流行的文明戏的改编，引发了中国观众的观赏热情，使得最早的电影实验活动得以为继。尤其是“鸳蝴派”文学的全面介入，初始期中国电影完成了由题材向类型的转变，提升了电影的文学性、艺术性，使得稚嫩的中国电影迅速成长起来。

      此时电影的发展，还得益于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郑正秋将家庭伦理作为一种结构方法，并把它通用于各种题材创作之中。在郑正秋看来，电影既是舶来品，自然要学习西方，如《活无常》(1913)、《老少易妻》(1913)、《劳工之爱情》(1922)等就是在好莱坞滑稽片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最早的滑稽戏。但是，作为中国的电影还得讲好“中国故事”，要适应国人的口味，才会被他们所接受和欢迎。如以《孤儿救祖记》(1923)为代表的社会伦理题材电影，力图在欧化与旧道德、旧伦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郑正秋在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立足民族文化，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本土化的叙事传统。

      

      《孤儿救祖记》剧照

      此时还有不少改编自外国小说的电影，也都采取了本土化的策略。它们用原著的框架，讲述富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正如包天笑所说：“(《梅花落》)是从日本译来的，而日文本也是从西文方本译来的，改头换面，变成为中国故事。”①由包天笑编剧卜万苍导演的《良心复活》(1926)改编自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把原著中贵族聂赫留朵夫最终得到玛丝洛娃的宽恕而灵魂得到救赎走向复活，改成贫女绿娃失身于富家公子伊道温，怀孕后遭驱逐，迫于生计沦落风尘，又蒙冤陷狱，最后良心发现的伊道温与门当户对的媚仙分手，帮助绿娃洗脱罪名，二人重归于好的故事，以适应本国观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审美偏好。侯曜编剧并导演的《弃妇》(1924)改编自易卜生的两部戏剧《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弃妇》不是通常意义上对原著情节或形式的改编，而是提炼出易卜生作品的总体精神编创了一个在中国现实社会中谋取妇女解放的女性的悲剧故事。脱胎于《玩偶之家》原型娜拉的影片女主人公吴芷芳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斗争，“没有停留在‘海尔茂’家门口，她走进了广阔浩瀚的人间”。②

      此时外国文学的电影改编幅度非常大，原著人名、场景等进行了中式转换，原著的背景、情节甚至内核也作了改头换面式的重写，体现出一种为我所用的极强的主体性。西洋文学如此本土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过大，最早的欧风美雨令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观众难以适应。深谙中国观众心理的郑正秋曾说：“戏剧趋势良善与否，戏馆与影片公司之影业发达与否，其权实操自编剧者之手，此言已为读者所公认。惟我则以为其权大半操自观众，编剧者往往以观众之倾向以变更其原有之主张焉，旧戏馆如此，新剧社如此，今影片公司恐亦不免乎如此也。”③可见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对影片的认可是编剧及电影公司创作的重要依据。

      “中国早期电影从试验走向兴盛，在此过程中，民族认同贯穿始终，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④综上所述，在中国电影初始期，内容上讲中国故事，在根性上承续了民族传统叙事，促成了中国电影发展以影戏传统为美学范式、以伦理教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特色，以此完成了主体性的建立，使电影这一文化舶来品在本土扎下根来并枝繁叶茂。

      (二)纪录性与叙事性

      北京丰泰照相馆把谭鑫培的《定军山》拍摄成京剧纪录片，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改编的最初尝试。“卢米埃尔在发明了电影这个神奇的机械之后，他的兴趣是将摄影机对准转瞬即逝的大千世界，街景、人流、工厂放工。而另一位诞生期的大师梅里爱，则把摄影机对准一个幻梦的世界。二次曝光，停机再拍，梅里爱进入了电影的梦的王国。但是，在中国诞生的第一部影片，却既不向现实世界探寻奥秘，也不用影片来造梦和改组世界，而仅仅把摄影机对准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轻易地放弃了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语言的努力，甘心成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记录工具。”⑤中国电影改编对象最早对准了传统的戏曲，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比较适合视觉艺术的表达。这类影片大多是用固定机位对传统戏曲表演的直接拍摄，有着明显的纪录性，也被称作戏曲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