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电影在不同民族土壤中扎根之后,由于不同的气质和气候,呈现为风貌迥异的形态,戴上后天的民族标志。”[1]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香港学者林年同(1944-1990)孤明先发,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学派”“民族学派”乃至“中国电影学派”[2]的概念,“在中国电影美学建构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3],堪称新时期电影民族化探索的理论先锋。在当下与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美学相关的学术写作中,林年同已是一个反复出现、不可绕过的名字,他的代表性论说“镜游”理论也是一个高频引用、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被誉为“以全面艺术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柱,以建立中国电影自身的美学体系为宗旨,能以独立的姿态与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对话”[4]的学术范例。然而,林年同的著作毕竟完成于三四十年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从电影形式出发的相关论述,遭到以美国电影学者邓志杰(James Udden)[5]为代表的从事计量电影学研究的西方学者的质疑,这都需要我们对之做出全面、客观的批判性检视,相信这是对英年早逝的林年同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的真正尊重,也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寻求主体性与话语权带来若干有益的启发。 一、林年同其人其作与“镜游”理论概说 林年同是我国香港美学学者、文艺评论家,兼具电影创作实践经验与学院专业训练背景,而且曾负笈欧洲,学贯中西,其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电影,而是兼涉文学、绘画,甚至雕塑、漫画。虽然学术“关怀面广”,但“用功最深的当然还是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6],也以电影研究最为著称,被誉为“香港学院式电影理论批评的重要先行者和代表者”[7],对大陆学界来说,主要接触和了解的也是他在电影研究方面的建树。 据笔者搜寻的多方资料包括郑树森为其所撰的生平简介[8]可知,林年同出生于广东,成长于香港。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求学期间,即为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及《大学生活》杂志写作影评。后进入电影业,曾任职于由电懋改组而来的国泰电影公司、长江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和制片等。编剧作品有龙刚导演的《飞女正传》、楚原导演的悬疑片《录音机情杀案》(改编自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小说),并为楚原导演的《玉楼春梦》《龙沐香》担任助理导演[9]。他也曾有机会导演武侠片《观音客栈》,但因国泰停业而未竟全功。1972年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留学,“专攻美学、美术史及电影理论”。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返港任教于浸会学院(现浸会大学)传理系,直至1990年因肝癌去世。 教学之余,林年同倾注高度热情与巨大心血于中国电影研究和有关学术活动。1983年4月,林年同发起成立“专门以中国电影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团体”“香港中国电影学会”[10],主要成员有黄继持、古苍梧、黄爱玲等,并创办会刊《中国电影研究》。林年同与学会会员不但频繁北上,“或开会或采访或观片或兼而有之”,更在港举办“北上观影座谈会”“探索的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欧美等地区近30位学人共襄盛举[11])“第三个时期的中国电影汇展”等。林年同与中国电影学会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有效扩大了中国(内地)电影特别是早期电影在香港和海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提升了香港民众、评论界、学界对中国(内地)电影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有论者以为,“这些活动,通过报刊、广播等媒介广为宣传,大肆鼓动,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使香港首先从电影方面形成了‘内地热”’[12]。
图1 林年同先生(1944-1990) 有感于“我们的电影评论界、电影史工作者还没有系统地把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就、在世界影坛上的地位好好研究、总结出来”,“后起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对自己的电影传统,茫然一片,甚至失去了信心”[13],林年同致力于挖掘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和本土属性,将中国古典美学概念与理论融入中国电影研究,以期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独特的电影美学理论。1985年,他将《中国电影的艺术形式与美学思想》《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有关古典美学问题的探讨》《中国电影的特点》等七篇重要论文集结成书,取名《镜游》,交由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后又补入《中国电影的空间意识》《第三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等四篇文章,更名为《中国电影美学》,据其生前授权,于1991年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中国电影美学》作为林年同的遗著,被认为是“全面囊括林年同镜游美学的代表性电影批评”,“意味着林年同中国电影批评的‘盖棺之作”’[14]。虽然书名改了,但不影响学界仍倾向于把林年同有关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成果统称为“镜游”理论,本文循此惯例,讨论则以增订后的《中国电影美学》为蓝本。 “镜游”,实则为“镜”与“游”两个概念的合成概念。在林年同的著作中,“镜”最表层的意义是指镜像、电影影像,“是印在胶片上的现实世界的反映”[15],但更重要的意涵则是指中国电影具有“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的教化功能,“是一个让观者鉴照省察的世界”[16]。也因此,中国电影在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游”也包括两个维度的内涵:一是具体创作维度的连续动态的镜头/空间布局,一是抽象精神维度的“游目”与“游心”。前者是林年同的核心论点之一,即形式意义上的“游”的美学(下文将详述),也可理解为最狭隘意义上的“镜游”概念。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和美学体系,“镜游”其实由生发于不同历史时空的多重时代内涵所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