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新时代”电视批评理念的“元思考” “新时代”文艺思想在继承毛泽东以来我党文艺思想的核心理念下，承续性地提炼了“舆论引导观”“人民创作观”“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艺精品观”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观”等思想意识，提供了新时代我国文艺创作、传播、理论研究的方向。“电视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①，是对电视现象、电视内容的审视、反思与评价，被提及之时恰逢中国电视产业崛起但同时面临标准缺失和行业道德不足的20世纪80—90年代，这种以反思为核心的“元认知”思维为繁荣我国的电视产业、提升电视内容品质、优化电视行业标准发挥了思想引领的作用，成为将电视行业与电视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思想纽带。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移动终端媒介深刻影响以传统电视为核心的视听内容领域。在“融媒体”走向深入、“大视听”产业逐渐展现其广阔市场前景的当下，“电视批评”作为新时代文艺思想进一步发挥在传统电视与“大视听”领域内的精神阐释与读解的专业理念，有待进一步厘清其在新时代文艺思想下的核心内涵与意识目标，以更好实现新时代“后电视”“大视听”格局下意识形态表达、内容创作与大众接受的高质量衔接。 然而，20世纪90年代关于电视批评缺乏标准和评判尺度的反思在媒介多元化、媒介技术深刻改写传播流程的当下，有成为“空中楼阁”的显在危机——一方面，媒介多元化的“后电视”②语境对传统电视产业、内容生产和内容形态、传播方式等各环节都带来巨大的变革性影响，意味着传统“电视批评”对象空间加速扩张的同时面临着调整甚至彻底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社会化平台型媒介等新兴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媒介空间，在进一步拓展电视批评主体的同时，也加剧了电视批评价值标准的复杂性。 基于此，新时代的文艺思想如何引领并重塑“电视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元认知”思维模式？在新时代语境下，新的认知理念包括倡导媒体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观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宣传如何有效融入“电视批评”，形塑话语权力助益新时代的电视内容监督？在“讲好中国故事”“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文艺思想引领下，电视批评如何借助其内在的“元认知”思维，提升我国新视听产业的人文及艺术国际影响力价值？因循新时代以来我国传媒行业、文艺领域的新发展思路，站在“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新起点、新高地，在我国传媒格局面临深度转型、融合发展与走向国际视野的关键节点，“电视批评”在“后媒介”的融合传媒格局下亟待重新厘清概念内涵，探寻电视批评适应国内融媒体发展格局、实现新视听领域“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影视作品国际认同的理念与路径，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建设背景下中国特色电视批评话语理论建构的新命题。 二、从“电视”到“后电视”：电视批评之“概念旅行” 《电视批评的紧迫性及其基本困境》(妙斋，1995)首次完整提出“电视批评”概念，针对性指出当前电视领域文化困境和浮躁心态的批评紧迫性。③此后，国内学术界逐步掀起包含“电视批评”在内的电视理论研究高潮。与此同时，在伴随国内学者对电视理论研究走向深入，跨文化视野下“新闻批评”“电视批评”(television criticism)理论的引入，并在媒介技术发展变迁中生发的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等内涵与外延流变。通过梳理“电视批评”为关键词在以学术文献为语境的“旅行”④过程中的内涵嬗变轨迹，为“后电视”和新时代文艺思想格局下电视批评的内在价值探讨提供“电视批评”历史语境的理念基础。 (一)概念提出与认知萌芽(1980-1999) “电视批评”最初诞生于电视“批评性报道”的狭义概念，《电视要促进首都建设——批评性新闻拍摄散记》(海明，1980)成为中文文献中最早将电视与批评性新闻相结合，从电视批评性新闻的价值和作用着手思考电视批评性新闻的任务。⑤此后，《电视：文学批评的新媒介——访法国文学批评家贝尔纳·比茨》(郭宏安，1986)率先开启将已成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引入电视媒介的跨界思考⑥，相较于同时期将电视批评等同于“电视批评性报道”的概念阐释具有理论延伸及探索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将文学理论中受众接受理论、文本结构和接受分析理论用于电视文本批评的理论衔接(罗伯特·C.阿伦，1991)⑦成果相继出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视批评”的概念与理论探索形成蓬勃发展态势：一是从理论建构与争鸣的过程中推动电视批评内涵理论与框架的建立，其中包括从国内电视学理论建构的角度，更为确切地提出“电视批评”的学理路径与理论价值(胡智锋，1996)⑧，也有部分学者从“批评的批评”的“元批评”角度，聚焦于当时国内“电视批评”的现状问题，探讨其紧迫性与困境(妙斋，1995；徐荃乐，1998)，或者将“电视批评”视为“媒介批评”的核心，阐释“媒介批评”的现状、对策与问题(吴迪，1996；郝建，1996；陈信凌，1998)；还有从国外成熟的批评话语和“新闻批评”理论中借鉴思考，弥补国内电视批评理论的短板(谢玺璋，1996；柴世宽，1996)。 二是电视批评的方法理论在众多学者的细分研讨中，体系和路径渐趋清晰：包括从文艺和艺术美学角度思考电视批评的社会责任与艺术价值(崔进，1995；陈晓明，1995、1996)，以及率先将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与电视研究相结合，开辟女性主义电视批评的探索(王卓如，1995)，和将观众研究纳入电视为核心的媒介批评理论争鸣之中(李迅，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