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戏曲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部分。在总体性视阈下，该时段内的中国电影文化是时代氛围的晴雨表。历史场景风云变幻，文化产品随国家政策的变动绵延起伏。其间，“四起四落”①的波浪式变化过程让“十七年”电影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气质及强烈的时代激情，该时段亦是戏曲电影发展史的黄金时期。电影技术的革新作为发展前提丰富了戏曲电影的视觉效果，时长扩容与视听多元化在保证戏曲完整性上加强故事性，经典戏曲整理与复排作为推动深化了戏曲电影实践的经验总结，传统剧目与名家表演合辑在完整复现基础上不断进行影像化探索，政策导向与时代精神作为驱动提升了戏曲电影创作规模，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动下涌现出一大批戏曲电影佳作。这些影片汲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于程式模型之外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段的戏曲电影中，相当大一部分影片是以女性形象作为文本的视觉主体和审美焦点。女性人物在剧情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她们的命运起伏与情节推进的节奏和时代思潮相呼应，男性形象则居于次位，成为陪衬。“十七年”时期，各电影制片厂共生产戏曲电影121部，其中以女性经验为主要表述对象的影片将近80部。其中她们的身影弥散在京剧、越剧、豫剧、沪剧、昆曲、黄梅戏、评剧等剧种之中。剧中人物生活在各个历史时期，上自古代各个朝代，下至社会主义新中国；她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层阶，有天仙神女、凡人百姓、皇后公主、巾帼英雄、名门金枝，更有仆妾、孀妇、娼妓等底层女性。大量戏曲电影均集中建构新女性形象，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时代症候的显现。在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女性形象无疑是意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也是“人”，女性能顶半边天。戏曲电影着重表现女性的身体构型，摒弃了身心对立的二元思维，注重表达身体与心灵的合一及在此理论视阈下女性主体建构的全过程。“十七年”电影并非铁板一块，新人的主体性指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引或帮助下，重获人身自由，参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同时，人的尊严源于女性身体在男权话语中的解放，和人通过参与劳动而获得的荣誉感。从电影史的角度看，“身体”是凸显女性形象的无声符码，各阶段“身体”意义的变化映衬着导演的美学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指向性。综上所述，在众多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戏曲电影中，以具有明确意识型导向为基础、处于家庭生产生活框架下、具有新女性现代性形象特质且具有艺术价值的戏曲电影为重点研究对象，故甄选《小姑贤》《刘巧儿》《好媳妇》三部作品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展现出嬗变历程。 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身体”话语是被社会建构的。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懵懂到当代社会微观权力的角逐场，“身体”从自然自在经历了由无意识到意识层的转变。对传统文化诗学而言，身体研究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身体话语才开始参与电影史探讨。本文借鉴西方身体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戏曲电影生产的历史语境，以期对“十七年”戏曲电影中以女性形象为中心的身体叙事及其背后的美学流变能有相对准确的分析。 对“身体”理解大致可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辨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感性着重表现外在体态的生理构成，和由此诱发的人对于欲望、激情的感官体验。柏拉图《理想国》指出欲望是身体的本性，这是“一种永远变化着的可灭的，自身具有这一种本性并且是在具有这一种本性的事物中产生的事物”②。尼采呼吁“要以身体为准绳”“我要对肉体蔑视者说一句话。他们的蔑视恰好造成他们对肉体的尊敬”③。身体是欲望的代名词，指涉个人身体解放和精神自由。理性则将身体置身于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将身体看作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福柯更是把“身体”当作重新认识、阐释历史的一个观察视角，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以身体作为研究权力关系的支点，讨论权力如何依靠对身体的“规训”而将微观政治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身体已不是本体自身，而是一种统治工具，并被道德伦理化、政治化。 “十七年”电影的生产语境格外重视身体规范与构型，在经历四次衰落之后，电影将身体话语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即高度克制的身体、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英雄，“身体”成为反思前现代权力话语对个体压抑与束缚的重要内容。在戏曲艺术与电影艺术的融合过程中，身体一方面作为程式化表演的艺术形式，帮助表演者从舞台走向片场，利用电影传播的广泛性，将古典戏曲演绎为新中国颂歌，促进了传统曲艺的现代性转换。另一方面，身体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极为关注的部分。“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身体是去性欲化的，身体象征着新女性精神的清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潮下难容颓废诱惑的“白金女体”。 一、传统剧目再演绎——戏曲舞台影像的新生 早期戏曲电影是戏曲舞台演出的真实记录。戏曲受众群体广泛，不仅有独特的艺术观赏性，还能被直接拿来作为现成的电影素材，它是中国电影发生期的首选再现对象。“五四”前后的戏曲电影美学价值较低，它仅借胶片技术、以视觉媒介形式记录了戏曲舞台上的景观，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声”的出现才丰富了戏曲电影的表现方式。“左翼运动”使电影创作者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与观念的革新推动了戏曲电影的美学探索与思考。但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严重限制了戏曲电影创作的规模，其产量逐渐萎缩，脚步趋于停滞。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祥林嫂》，虽在美学形式上并无新意，但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该片对唤醒民族自觉、打破固化的封建男权思想具有较大电影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