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化表意”是对“电影化叙事”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它们都是指电影运用视听艺术手段，把抽象的概念或意象转化为空间形态，并强调这是电影区别于文学、戏剧等其他叙事艺术门类的媒介根基。本文用“表意”替换“叙事”，是因为至今仍有大量非专业观众习惯于把电影中的叙事等同于故事情节。当人们问“这部电影讲了什么”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它讲述了什么故事，且很少意识到“讲”这个动词本身就是典型的文学化而非电影化手段。电影的媒介属性本是复制、纪录，当这种媒介属性“遇到了叙事问题，它才通过后来的各种探索形成一套独特的表意手段”①。但叙事一经形成，观众就容易忘记媒介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斯特拉特指出的，“我们往往聚焦于文本而不是语境，因此我们常常注意的是内容，忽视的是媒介。……聚焦于人物与情节的倾向，阻碍了我们把叙事理解为环境。”②当把电影叙事从情节延伸到环境、从内容过渡到媒介的时候，就是把狭义的叙事拓展为广义的叙事，亦即表意。换言之，在电影中除了故事情节以外，画面和声音中的各种形式元素都在进行意义表达，例如景别、运动轨迹、影调、色彩、声源方向等，都在为大脑建构电影的意义提供素材。阿巴斯的《24帧》就使用电影化手法，让一部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电影传达了丰富的视听意涵与“影像事件”。因此，本文所说的“电影化表意”是广义的“电影化叙事”，为了避免电影与文学叙事的概念同化，故而选用“表意”一词。 此外，强调“电影化叙事”而非“电影叙事”，是因为电影的叙事手段不仅有电影化叙事，也包含与文学、戏剧等其他叙事媒介共通的“非电影化”手段，例如用画外音、台词、表演等方式，把剧情信息直接告知观众。这正是大量通俗剧的常用手法，它使观众无须专注于画面和声音的丰富意指，仅凭台词便能知晓剧情。但“电影叙事的‘艺术性’，就在于电影化叙事”③。只有专注于“电影化叙事”而非宽泛的“电影叙事”，才能揭示出电影艺术的媒介特性。学界以往对这一问题已有诸多讨论，也已关注到电影化表意的关键是空间化呈现，但大多集中在“如何电影化”的手法层面，而较少深入其内在机制。如詹妮弗·范茜秋在《电影化叙事》中列出“100个最有力的电影手法”，蓝凡以“剪辑、特写、奇观”作为电影化叙事的“三大修辞手法”④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地图学与认知心理学视角，从人脑建构空间感知的层面，探究形成各种电影化表意手段背后的主导性机制。 地理学家段义孚曾质询：“图像(image)和心象地图(mental map)这样的词语，是出于习惯一直被使用的诗意隐喻，还是事实上它们捕捉到了人类地理行为的重要方面?”⑤他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是遵循“机械记录环境信息的快照式”模式，而是基于“认知结构和编码系统”的图式化过程，无形的、不可见的心灵现象，恰恰是以“有形(tangible)的方式与现实生活情景产生关联”，而这正是人类空间行为的重要特质⑥。当一部爱情电影被命名为“心灵地图”(Map of the Human Heart，1992)，或当人们说一部电影展现了一幅“心灵地图”⑦时，究竟是在指什么?电影与心灵地图的隐喻是否透露了对电影本质的某种洞见?本文将从电影的制作流程到具体手法，再到“俯瞰”这一特殊的叙事视点，建构电影与地图在空间认知机制上的同构性，由宏观到微观逐步阐释电影化表意的内在成因。 一、地图化映射：电影制作流程与神经系统的同构性 虽然电影常被认为是发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像运动，但摄影师们都有一个常识：只要拿起摄影机就意味着任何构思都要首先被落实为一种画面空间形式。正如潘诺夫斯基指出的，电影这种媒介的独特性在于“空间的动态化(dynamization of space)和与之相对应的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⑧。奠定电影语言根基的“蒙太奇”概念取自建筑学便是这一特性的反映，且它对于画面之间组合逻辑的强调，更点明了“空间化”而非“空间性”之于电影表意的本体论意义。“空间化”不是指事物占据了某个空间或存在于空间中，而是指以空间为逻辑来组织和转化非空间性存在。如果一定要说电影“反映”了某种东西，那么它反映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机制；重要的不是它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而是它呈现了世界如何成为这个样子。与其说电影是一面镜子，不如说是一张地图，是大脑运作过程留下的痕迹。 哲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基于一种空间隐喻。“存在就是被定向……我们对生存的领悟原本是空间性的。”⑨康德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中提出：“空间不是一种客观和真实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物质、事件或关系，而是一种主观的、想象的存在。它是由一种不变的规律从心智的本质中产生，是使所有外部感知物彼此协调的图式。”⑩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进一步明确“空间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11)。虽然后来广义相对论证明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会弯曲、变形、振动，并与所承载之物发生关联效应，但康德的深刻洞见在于，他在牛顿物理学时代就已认识到空间不只是承载物体的容器或舞台，而是使一切外部经验(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即人类大脑先天具有的一种认知模式。在脑成像技术远未到来的时代，康德预见到“人类的大脑建构了一种空间图式，其目的类似于地图投影的图形，而这种模式正是所有对世界的思考和知识的根源”(12)。胡塞尔在阐释“内时间意识”时采用的就是将时间转译为空间的方法。他沿用康德的思路，提出“时间图式”概念，将“流逝现象”等价于“时间位置的样式”，并用带有坐标方向的三角形对人的各种时间感知进行可视化呈现，证明存在“一种与空间透视相类似的时间透视”(13)。这与近年流行的思维导图(mind map，直译“心智地图”)基于同样的原理，都是把大脑如何思维的过程以及各种不可见的思维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用图像表现出来。思维导图展现的正是map作为动词的应有之义——映射，即大脑是如何以绘制地图的逻辑来加工和理解世界的。神经科学印证了康德的设想，神经元的单层分布被看成一张地图，神经元阵列之间的信息传递，则是地图与地图之间的模组化交互。除了视觉皮层，“躯体感觉，比如触觉和痛觉，也会投射到像地图一样的皮层区域。……听觉皮层有着像竖琴的琴弦那样按照不同音高来排列的类似地图的区域。……最后，来自不同感觉系统的信号汇聚于顶叶皮层，利用空间阵列将听觉信号、视觉信号、触觉信号结合在一起，形成类似地图的区域”(14)。而且“即使是非空间性质的感觉，也有规则的神经阵列或类似地图的区域对其进行编码”(15)。这意味着，无论外界信息本身是否以空间形态存在，大脑都会将它们转译为地图这种空间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