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刘树枫，高硕.降费背景下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测度及政策选择[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34(6)：50-61.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进步，老年人平均寿命有了大幅度提高，高龄化趋势加剧，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期望有更好的养老条件，客观上要求养老保险基金充足；另一方面，为了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降费势在必行。我国在2019年5月1日启动“减税降费”政策，降费率政策已进入落实阶段，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在为企业减轻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同时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比重已远远超过“人口老龄化”的达标线，进入到了中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逐渐加剧，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面临着进一步增加的压力，影响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参考欧盟给出的养老金系统长期可持续的三大原则：待遇充足性、财务可持续性和对变化的适应性，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体系应是具备养老金充足、参与者支付得起、财务状况可持续、经得起宏观经济冲击以及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几个基本方面。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而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却减少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养老基金结余进一步缩减，导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运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账户收入精算模型，分析在养老水平不下降的基础上，降低缴费率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分别对实施提高工资增长率、延迟退休政策、提高工资增长率及延迟退休政策同时实施三种情况下的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进行测度，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述评 回顾降费对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影响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形势加剧，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与促进经济增长、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矛盾日益突出，降费背景下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学术界已开始关注，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研究 对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最优缴费率及缴费率的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illion(2000)认为有多个因素均对企业最优缴费率产生影响，在当前制度下，制定最优缴费率时需综合考虑人口增长率、边际产出以及企业生产率等多个因素[1]。Martin Feldstein(2001)通过两期迭代模型对当前制度下养老金最优缴费率和替代率的决定因素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在缴费者完全依赖养老金制度的短期情况下，决定因素是代际劳动人口增长率[2]；若缴费者将一部分用于个人储蓄，则决定因素为个人风险偏好、代际劳动人口增长率及投资收益率。Sin Y(2005)利用保险精算模型测算出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自2030年开始逐渐扩大，若采用提高缴费率的方式来弥补出现基金缺口的风险，则缴费率需提升9个百分点[3]。White-ford和Whitehouse(2006)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当前企业缴费率过高，带给了企业沉重的压力，必须降低企业缴费率，而降低费率的前提是做实缴费基数[4]。Nylandetal(2011)指出，当前中国社保缴费率过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听取世界劳工组织提出的建议，逐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5]。F.N.Caliendo(2013)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来探究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动态效率和缴费率水平，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当前10.6%的社会保险缴费率进行适度削减，能够使社会总福利提高1～2个百分点[6]。Gruber(2000)通过对智利工业企业劳动者工资增长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工资将随着企业缴费率的变动而随之变化，企业缴费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职工平均工资将提高1.02%～1.4%[7]。 针对我国养老保险费率问题，许多学者对我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是否过高、过高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豆书龙(2017)将中国企业缴费水平和国外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缴费水平过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适当降低企业缴费率，从而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8]。冯建威(2015)认为国家将偿还退休费用历史债务的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是导致缴费率高的主要原因[9]；郑秉文(2016)认为当前我国28%的法定费率确实过高，但实际却没有收缴上来这么多钱，原因在于像广东、浙江等省份明确降低了单位缴费比例，仅为10%～13%，使得实际费率严重偏离于法定费率，若国家想要使降费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一是坚持精算平衡原则；二是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10]。 (二)关于养老保险降费措施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的普遍趋势，各国为了缓解养老保险基金失衡困境，不断探索解决措施。Sadahiro和Shimasawa(2003)通过未来人口等实际数据分别计算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养老金收益率，结果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基金制养老金收益率更高，建议将目前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制，这样更利于保持养老金财务平衡[11]。Takayama Noriyuki(2005)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后指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基金收支、制度管理、制度设计和制度覆盖面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来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为了规避转轨成本这一问题，建议借鉴瑞典的模式[12]。Fisher(2011)指出延迟退休政策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并且能够有效缓解财政压力[13]。Tetsuo Ono(2015)基于代际交替理论，从个人、企业、政府三个责任主体出发，指出养老保险基金收缴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养老金总额，从而促进财务的长期良性发展[14]。 许多国内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降费过程有许多障碍，但是也有很多相应的配套措施，使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降费具有可行性。穆怀中(2015)认为通过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基金遵缴率等方式有助于实现降费的目标，同时要注重提高财务的可持续性，避免出现基金缺口问题[15]。李珍(2015)认为若想要减轻企业社会缴费负担，可通过以下方式：第一，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合理运用投资工具，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二，提高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同时延长退休年龄[16]。赵羚雅(2017)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和基金收支情况研究发现，夯实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扩大制度覆盖面以及降低参保离退休人口增长率等方式，能够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17]。曾金华(2018)提出，在社保交由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具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应当抓住机遇，稳步推进降低费率的工作[18]。张文朗(2018)从中央和地方两个财政支出出发，通过测算得出，中央财政支出降低空间不大，应当从结构性改革入手，提高降费空间[19]。王妍妍(2018)认为应适当释放企业年金的空间[20]。彭浩然等人(2018)建立精算模型探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基金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降低缴费率的同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能够保持基金替代率不变[21]。石晨曦和曾益(2019)研究表明，中央调剂制度能够有效缓解部分地区养老金的支付压力[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