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呈现一些发展战略和实践的调整和变化。有些是被动调整的过程和现象，有些是主动适应的选择和行为；有些具有其时代特殊性，有些具有时间区域内的共性；有些存在的时间较短，有些成为具有持续性的现象；有些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自然表现，有些是经济政策操作和政府干预形成的客观事实；有些具有自身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有些具有明显的“开放特征”和“溢出效应”。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现象，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对象和目标，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发展并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调整和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和战略抉择，对我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指导意义，对我国进一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促进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有把舵定航的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演变和当前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中国开放发展所处现实阶段精准判断而做出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形势和新阶段下的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是开放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作为开放发展的重要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政策性”解读，包括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王义桅，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洪俊杰，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刘鹤，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刘志彪、凌永辉，2021)，以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孰主孰次等(蒲实，2020；江小涓、孟丽君，2021)，对于作为重大理论创新的新发展格局学理性研究尚不多见，或者说，如何从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理论视角，剖析和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缺乏相应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与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两个方面，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在全球分工演进中，怎样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初步探讨。 二、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 众所周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相对于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而言的。即与“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相比，新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新模式。“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的形成，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趋势，以及中国自身比较优势角度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地，当前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形成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客观而言，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形成的“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当时的自身比较优势，是二者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快速通道，并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具体而言，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向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演变，是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并且，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称为跨国公司，是因为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并非是简单的资金往来，更多是指以资金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不仅表现为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割，而且还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并据此构建全球生产网络，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在生产端出现了分工边界向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乃至生产要素的深化拓展；二是在消费端出现了消费全球化，即跨国公司基于全球化战略，不仅在生产层面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其产出的目标市场同样也是全球市场。由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便形成了所谓跨国公司“出口平台”的重要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因此，当这些经济活动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延伸至世界范围内时，或者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从作为出发点的生产和作为落脚点的消费角度看，所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在生产层面主要考虑的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在锁定目标市场时，消费层面主要考虑的是代表性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由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或者说由全球经济中心和财富中心决定的主要消费地理空间，无疑是跨国公司市场划分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