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21年6月 一 引言 全球治理的要义是通过构建全球制度和规范体系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方案解决全球性问题。①全球治理并非中性，而是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多边国际机构中的决策权分配往往不均衡。规范作为对“正确”思想和行动的判定标准也受政治权力的塑造，②进而会限制和建构被治理者的行为。③在此基础上，具体治理方案定义了待解决问题的性质，并就此提供一系列相互联系、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政策和治理方法。这些方案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还体现了方案供给者的知识、理念、利益和权力。④以上述视角观之，当今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如金融和发展等)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⑤作为一个物质实力迅速增长的非西方大国，中国具有推动全球治理深度变革的能力。但在中国的改革方略上，既有文献对此问题的认识是分裂的。一些研究认为中国遵循整体主义改革逻辑，谋求按照自身利益和理念重塑全球治理各部分。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中国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多样性，反对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的改革意图做总体性判断。这种非此即彼式的争论割裂了中国在不同维度上的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不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 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中寻求启示，将改革开放经验所生成的“改革方法论”抽象化，并结合既有研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多维度认识，试图构建一个可以整合整体主义论和多样论的解释逻辑。本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方法论”要求以权力维度和话语维度的坚定改革为方案维度的灵活创新开辟政治空间，前两个维度的改革更强调协调性和斗争精神，但其目标是有限的，并不影响改革者在后一个维度坚持包容和实用主义精神。因此，我们既不应低估中国全球治理改革行动的整体性，也不应夸大中国的改革目标，忽视其建构新治理方案的灵活性。由是观之，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三类行动即争取制度性权力、建构改革话语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治理方案创新的差异性目标、各自限度以及三者间关系。 二 争论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改革 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既有文献就此问题提出了两种竞争性观点：其一，有研究认为中国对既有全球治理构成了总体性冲击，认为中国以削弱甚至颠覆西方大国和自由主义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为根本目标，试图按照自身利益和理念重塑全球制度和规范体系，进而提供替代性治理方案。⑥有学者指出，中国外交正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建设性强势(constructive assertiveness)”，强调提升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⑦ 其二，许多学者批评整体主义论断忽视了中国行为的复杂性。他们提出，中国在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互动时所采取的行动是多样的。虽然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维和等领域贡献了创新性治理方案，⑧但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实践仍比较保守。如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中国的正式决策权力虽然有所提升，但仍以学习西方治理方案为主，在实践中对西方方案和理念的继续支持及对其进行改革的声明同时存在。⑨可以说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的行动呈现出一定的不连贯性。针对此现象，部分文献认为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态度是模糊和机会主义的，中国尚不存在完整的全球治理改革战略。中国的行为可能取决于其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⑩还有一些文献在承认中国具有明确的改革意愿的同时，强调中国对改革策略的选择是灵活的，其行动主要取决于政治机遇，如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霸权国的否决能力等)、既有制度的弹性、中国是否有替代性选择以及是否有提高要价的筹码等。(11) 这两种路径都能找到相应佐证，但都存在局限：一方面，整体主义论低估了中国实践的复杂性。该路径在分析中国改革行为时浮于宏观的权力和正式制度维度，并未考虑方案维度，因而对许多改革行为的定性值得商榷。如前文所述，除了正式制度和宏观话语外，全球治理还有一项关键任务是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方案。虽然对制度性权力的追求和对国际话语的塑造体现了中国的改革愿望，但中国在这些宏观努力下并不总是提出替代性治理方案。笔者认为，不应仅凭中国在正式权力和话语方面带有一定斗争性的改革行动就推定这种行为倾向适用于全球治理的所有维度。例如，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般被整体主义论文献视为强势的建制行动，但亚投行给出的发展融资方案却同世界银行等传统机构非常相近，其在方案创新方面被认为比较保守。(12)一旦引入方案创新作为评判标准，中国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复杂性会更加凸显。 另一方面，简单的多样论文献也可能低估了中国的改革决心，夸大了中国行动的碎片化程度。一些文献认为多样的实践仅源自中国自身的战略困惑，这不利于把握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略的全貌。另一些多样论文献似乎对中国具有坚定的全球治理改革意图不持异议，但仅将中国行为的多样性归因为对改革机遇的理性反应。如遵循此论，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多样的全球治理改革实践只是权宜之计？一旦中国以更强的决心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或具备更强实力，它是否就将放弃当前的多样路径，转而采取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改革战略？近年来中国全球治理改革行动的新变化对多样论构成了挑战。按照多样论思路，由于改革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一般会选择在霸权控制较弱、中国具有一定相对优势的议题中发起强势改革，而在困难的议题上采用保守策略。但实际上，中国正在形成愈加清晰的改革者身份，并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中迎难而上地争取决策权和话语权。仅在获取制度和话语权力之后，中国在供给替代方案时才保持了极强的灵活性。如果从权力、话语以及方案三个维度分别观察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会发现中国在权力和话语维度的改革努力可能已不再多样，而仅在具体方案创新方面维持多样性。这与多样论文献的判断并不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