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电影中的“英雄母亲”与“家国”议题

      “英雄母亲”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不断出现的形象，通常指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母亲。英雄们殒身不恤，英雄母亲则常常作为家庭的幸存者坚忍度日。当代中国对英雄母亲的认知与“十七年”电影的建构紧密相关，如《钢铁战士》(1950)中的张母、《母亲》(1956)中的母亲、《回民支队》(1959)中的马母、《战上海》(1959)中的赵妈妈、《洪湖赤卫队》(1961)中的韩母、《苦菜花》(1965)中的冯大娘，等等。这些电影塑造了一系列英雄母亲的形象。这些形象是相对定型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英雄母亲不是解放双脚、留着齐耳短发的女性，也和深谙革命理论的大婶、大妈有所区别。她们有着相对保守的旧式女性形象，历经苦难，柔弱却坚韧。有趣之处在于，在新中国倡导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背景下，这一旧式女性形象却能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延续至今，这是值得玩味的。

      在“十七年”电影中，对于女性身份常常有明确的区隔，在视觉上主要以造型上的不同来实现。《中华女儿》(1949)中的胡秀芝早期是一名逆来顺受的旧女性，挽着发髻，后期她转变为一位女战士，造型也随之变成齐耳短发。《新儿女英雄传》(1951)中的小梅出场时是个柔顺的农家女孩，钟情于大水哥，却无力反抗包办婚姻，嫁给了张金龙。此时的小梅梳着发髻，是普通农家女孩的造型，而她在当了八路军和妇女代表后，就换成了齐耳短发的新造型。在此，女性造型携带明确的表意性。如果说发髻代表思想保守落后、被旧文化毒害的女性，那么“解放头”则代表已经完成了思想解放的革命新女性。在“十七年”电影中，发髻女性的保守和落后总是被着重强调，并常常被呈现为齐耳短发女性的对立面。比如，《妇女代表》(1953)中留着旧式发髻的婆婆和刘大婶保守落后，极力反对儿媳桂蓉“姑娘家的出去张罗”，而妇女代表桂蓉则以“解放头”与其形成视觉上的对照。《一场风波》(1954)亦是如此。梳着发髻的舒绣文扮演的是一个被家族摧残到几欲自杀的女性，而支持其婚姻自由的妇女委员二婶则以“解放头”显示出革命性。问题在于，尽管存在上述女性形象的对立，但挽着发髻的英雄母亲却并没有因其旧式保守的造型而“落后”，反倒总能跳出落后/先进的二元对立，保存自身的独特性与合法性。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更激进的表现英雄母亲的电影中，这一形象也保留了旧有的造型特征，如《洪湖赤卫队》中的韩母和《苦菜花》中的冯大娘，她们始终与齐耳短发的革命女性形象保持着距离。

      

      母亲叮嘱儿子，绝不能说出部队的秘密(电影《钢铁战士》)

      英雄母亲形象的独特性值得思考，她们体现出“十七年”历史的复杂性。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国内部持续存在一种“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这一议程使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得以接续而不是断裂。沿着这一思路，1949年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节点，新中国既完成了创新和改造，也包含着对“古老的议程”的回应①。在既往研究中，女性服饰和身体常被纳入现代性议题，比如都市文化或女性解放，而留着发髻的英雄母亲形象常被搁置，因此，这些视角不能为思考英雄母亲提供充分可能。英雄母亲是一个暧昧的形象，她既携带旧式女性特征，又是现代的。她所揭示的是更复杂的面向：中国的现代议题不仅包含摩登或解放，同时也包含对传统中国的融合与改写；作为民族和国家英雄之母，英雄母亲所涉及的国家议题也不只是现代的产物，而且是与历史血脉相连的、更复杂的融合改写过程。

      一、发髻与剪发：“旧家国”与“新家国”

      不应忽视，女子剪发和发髻的论争伴随着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并构成现代中国与血缘家族矛盾的某种显现。有学者指出，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是一种“文明共同体”②，占据共同体核心的思想不是国家，而是梁漱溟所说的“近则身家，远则天下”③。而在“身家”与“天下”之间，王朝国家更像一个“中间环节”④，它必须遵循天下之道，若未能遵循，个人及家族便会将其颠覆或抛弃。因此，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关系并不稳定。“十七年”电影中被不断表现的人物佘太君便是如此。在原作《北宋志传》中，杨家将本是后汉大将，后汉欺凌忠臣，不守道义，杨家将便转投大宋⑤。在传统戏曲中，杨家将一边为“保宋”披肝沥胆，一边也总是“赵家”“杨家”地计算自身的家族利益。在此，家族与王朝国家之间是一种或统一或对立的游移关系。20世纪初，这样的家国关系在多个层面遭遇危机。当现代国家作为新兴力量替代“天下”后，如何处理家族和国家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新文化强调男女平权，尝试以个人替代家族，他们批判儒家思想对人性的摧残，“娜拉”出走和女子剪发成为批判传统家族的重要叙事。围绕女子剪发展开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叙事——女子应该像男子一样剪发，不在家中当玩物，独立自强，“为中华民国之新女子，不得不力求学问，欲力求学问，不得不撙节光阴，撙节光阴，不得不自改革装饰”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