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符号是场域竞争的重要形式。如将场域理论挪移到中国早期电影之中，明星选举活动便是以媒介赋值方式对明星进行符号生产，以此确立场域中的明星等级秩序。在中国电影发展早期，国内举行了多次明星评比活动，这些明星评选多被冠之以“选举”这一具有一定政治意味的称谓。除了受到当时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明星选举活动也可视为电影对其他娱乐形态的移植。犹如电影《阎瑞生》文本内容中的“花国总统”，其这一称号便来自娼妓业的评选活动。可以说，在报纸杂志的介入之下，媒介成为明星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空间。进一步而言，中国早期电影界在1924年至1937年间先后出现的多次明星选举活动折射出了诸多现代性问题。 一、初兴：拿来化用到本土生成 纵观世界电影历史，明星之间的评比竞争等符号之争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前后，欧美电影界已出现多次明星评选事件，这对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早期电影界无疑有着直接影响。换言之，中国电影在草创时期对国外电影文化的引入与模仿较为普遍，其中亦包含对明星文化的“拿来”化用。根据资料记载，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对好莱坞的明星评选活动有一定关注。1925年，《影戏世界》便刊登了一条关于美国明星选举的文章，其评选启事如下： 六十个美国女明星中，那(现为“哪”——笔者注)个是最美？征求读者投票选举……艺术观念，各人不同，爱美是普及的，不分国际界限的。所以我们不问他们的艺术高下，单问那个美。[1] 在“世界的影戏、影戏的世界”[2]的办刊宗旨之下，《影戏世界》较为及时地刊载了国外电影明星评选的相关信息，对国内明星文化成型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影戏世界》所刊登的明星选举启事来看，亦可窥见该时期国内明星的消费接受情况：其一，好莱坞明星文化对国内电影消费有着重要影响。《影戏世界》之所以选择60位美国电影女明星为评比对象，与该时期美国电影在华传播的实际情况有着重要关联。其二，该时期国内电影女明星的稀缺问题。在1925年前后，国内电影虽有着一定发展但依旧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演员匮乏问题，女性加入电影表演并成为明星的现象更不常见。其三，电影明星选举的标准问题。在上文所提及的选举方案之中，《影戏世界》提出因电影演员的银幕表现难以捉摸，因此将明星的外貌条件设置为评选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国内观众对电影以及明星所持有的消费心态，特别是对于女性演员而言，较之于银幕表演，观众更为关注的是其作为女性所具有的性的吸引力。总之，《影戏世界》这则明星选举消息评选对象虽为国外明星，但却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电影在该时期所面临的媒介与消费语境，更为即将到来的国内电影明星评选活动发出了前奏。事实上，《影戏世界》此举并非个案。在这一时期，国内诸多媒介对国外明星选举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如《银星》杂志便刊登了1926年美国电影明星选举活动，并发布了位居第一位的男女明星照片及相关信息[3]；《北洋画报》对这一发生在美国电影界的明星选举事件有着一定关注，将参选明星的得票数量刊登于版面之上[4]，这些关于国外明星评选的媒介内容为国内明星选举活动的到来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明星选举亦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1924年12月6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名为《电影演员比赛会简章》的消息，其文如下： 本刊为鼓励电影演员起见，特发起电影演员比赛会，凡曾现身银幕而有经验者，不论男女老幼，皆可与赛，与赛者请将下列比赛证剪下，(无证无效)详叙姓名履历，并附有最近四寸照片一张，由本刊编者汇集后，详加评选，一经录用，当分别将其玉照与小传，登载本刊，予以名誉之上奖励焉。[5] 在1924年前后，中国电影界的演员群体规模相对较小，同时电影演员的明星属性并不明显。按照《民国日报》的说法，只要有过演出经历的电影演员(而非明星)都可参与本次比赛会的评选，且评选的标准以及权利在于报刊，观众在本次比赛中处于缺位状态，这些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了早期中国电影演员比赛的具体情况。 1926年，上海新世界电影博览会发起了一场有关电影皇后的选举，此次选举依托的媒介为“新世界”游乐场出版发行的《新世界》杂志。从选举启事来看，本次电影明星选举亦体现出了“平等”的观念意识，即得票多者被选举为“电影皇后”(届时由公证人监视当众开封检票以得票多数为当选[6])。同时，这场早期的明星比赛活动流程较为粗糙，选举范围也较为狭窄(仅限于女性明星)。在选举启事刊出之后，时人反映不一，其中既有积极揣测选举结果者，亦有不少批评之声。从选举结果来看，张织云、宣景琳、杨耐梅、王汉伦以及韩云珍等12位女明星入选。在这之中，张织云得选“电影皇后”的希望最为强烈，相关结果可见于《北洋画报》的报道：“得票最多者为张织云，决选皇后，最负希望，以人才论，则新人公司展最多数云。”[7]通过此次明星选举活动，不难窥见该时期中国电影明星生产与接受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女性介入银幕表演的行为逐步增多；另一方面，女明星作为男性凝视与消费对象的指向十分明显。一则关于本次选举的时评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该评论直接指明了本次“电影皇后”选举的商业属性，即其是“新世界”游乐场为“增添游者”[8]而进行的广告宣传活动。对于入选本次选举的女明星，时人则认为“缺少真艺术之资格，而社会之欢迎，亦不过一时炫奇”[9]。换言之，较之于女性明星所能带来的感官视觉体验，其银幕表演的艺术高低显得并不重要，该文所提及的诸如张织云等人银幕表现成就亦是从男性审美立场出发作出的评判。 随着中国电影的逐步发展，国内的明星选举活动渐呈燎原之势。在1929年，“联业电影明星选举会”在上海举行。此次明星选举活动由联业编译广告公司联合旗下的《影戏杂志》《影报》《影报画刊》三大刊物联合举办，此三杂志自称为“国内唯一之电影界三大刊物”[10]，联业编译广告公司投入两万大元进行中外电影明星选举(“牺牲两万大元引动投选电影明星者的竞赛心”[11])。按照《影戏杂志》的说法，本次选举为“国内空前创举”[12]，在选举消息发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关注(“中外明星混合大选举以来，投选者日必数十起”[13])。这种说法虽不能排除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却展现出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明星、观众与媒介三者间紧密的勾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