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关于香港电影和20世纪80年代华语电影文化的研究都非常关注香港电影新浪潮。通常认为，这场电影运动的核心是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精英，如徐克、许鞍华、方育平、谭家明和严浩等年轻电影人才推动的革新，通过一系列美学探索和形式实践来思考、重新发现并重塑香港的集体记忆和自我身份，最终形成了一个渗透着敏锐社会政治批评意味和精致美学品位、充满活力的“电影文化场域”[1]。其多元化大不同于战后主流的香港电影工业和文化生产——后者即所谓“尽皆过火，尽是癫狂”[2]的流行电影类型。除了商业/艺术电影的对立/并存，香港电影新浪潮话语中的另一组重要辩证关系是香港—内地之间始终胶着、难解难分的纽带、联系和问题，随着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到访北京以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这种联系和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突出。 1997年香港回归不仅标志着香港本土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对世界的历史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在这一重大时代变局中，涌现出大批不同电影类型和技巧的探索，对政治现实的反省与自觉，和对未来及两岸三地的构想，即所谓“新浪潮”。而各种不同电影类型的集合和文化想象共同体常通过一系列迁徙、漂流、回家和归来的叙事、道德和情感表现出来。在当下的框架内融合过去与未来，对故乡复杂、矛盾的情绪，并非香港新浪潮所特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期，这些母题重新激发起电影人的表述与交流愿望。 其中相当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一个角色是夏梦及其1982-1984年制片的“青鸟三部曲”[3]，其重要实绩是不仅仅为香港新浪潮做了直接积极的推介，并且为华语电影的历史性转折和跨地域合拍片及电影的文化交汇、融合做了历史的见证。众所周知，夏梦是香港电影史及华语电影史上一颗闪耀的巨星。作为20世纪50、60年代长城电影公司的当红女明星，主演了40余部电影，在银幕上成功塑造了一批积极参与社会、追求政治进步的女主人公形象，为香港左派电影书写了重要的一页，享有“长城长公主”和“东方的奥黛丽·赫本”的盛名。1967年“文革”爆发后，香港社会陷入动荡，夏梦告别影坛，和家人一起移居加拿大。1969年返港后，她避开电影圈，在香港经济起飞的阶段帮忙打理家族纺织生意。自1967年暂别影坛后，她再未以女神或电影明星的形象出现在台前，而是受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之邀在改革开放后重返幕后，成立了青鸟电影公司，并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制作了三部重量级影片：《投奔怒海》(许鞍华导演，1982)、《自古英雄出少年》(牟敦芾导演，1983)、《似水流年》(严浩导演，1984)。这三部作品并称“青鸟三部曲”，引领并定义了香港新浪潮，也为萌芽期的香港—内地合拍片奠定了基础。 一、电影的跨地连接与广益视角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可能 本文旨在反思并重构香港新浪潮乃至华语电影的概念框架，并将其置于跨地、跨界、文化种族寻根及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建提升家园、命运、人生等多重命题的广阔语境下。同时也希冀借此重新审视香港问题及香港电影的特性，通过质询和解构向心力的本土政治，对文化中国、文化身份的内涵及离散群体等理论批评做一些前沿性的探讨和贡献。在冷战警报未解而开放与消融大势所趋的纷繁时局下，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杂电影生态和文化景观以及夏梦与其主导的“青鸟三部曲”所做的选择和操作是值得探究的。因此，本文建议以一种更为微妙和开放式的途径来理解香港新浪潮，即从“连接性”的批判性视角出发，尤其对沿袭地缘与时间之轴的寻根、怀旧和隐喻的手法和电影语言进行集中考察。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香港新浪潮精神也与20世纪80年代享誉中国内地的文化反思与寻根热以及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与论战不谋而合。 本文选择以夏梦和她制片的“青鸟三部曲”为研究对象，阐释香港新浪潮浑融交错的动态图景，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联结、调和与博弈，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青鸟三部曲”对于时代主题及风尚、电影类型和艺术实验的灵活运用、大胆表现和敏锐处理，使其成为剖析香港新浪潮风行、崛起、沉淀及显著特征的典范之作。当夏梦在隐退十余年后再次涉足影视圈之时，选择了退居幕后，成立青鸟电影公司，连续三年出品了《投奔怒海》《自古英雄出少年》《似水流年》三部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可谓传奇。尤其是《投奔怒海》和《似水流年》被认为是香港新浪潮的里程碑之作，其中人道主义基调、现实主义笔法、细腻的视觉风格以及个人故事与政治讯息的巧妙结合让人称道。两部影片在当年的电影市场和电影节上均表现不俗，《投奔怒海》的票房收入为1548万港币，打破了文艺片票房纪录，并赢得了198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12项提名，最终斩获5个重要奖项。同时，它为许鞍华的电影生涯铺平了道路。今天，许鞍华已然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女导演和具有鲜明香港特色的电影作者，而《投奔怒海》不仅奠基了许鞍华的个人社会政治视野和艺术创造轨迹，也彰显了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活力和走向。 《似水流年》在华语电影圈的影响力也有口皆碑，该片获得了198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11项提名，并斩获6项重要奖项：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女演员，在海内外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此外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86年集结出版了《似水流年——从剧本到影片》，其中全面收集了从电影剧本到编剧、导演、演员的创作经验谈及有关评论的数几十篇文章，这样的礼遇和如此迅猛的反应在香港电影或是华语电影中都是极为罕见的。[4]而《自古英雄出少年》作为一部少年功夫喜剧片，紧跟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和电影时尚，也迎合了商业类型片的大潮，在内地的票房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观影人次高达1.6亿。[5]总而言之，如果将“青鸟三部曲”作为香港新浪潮的一个范本来读解，它充分展现并揭示了政治经济、工业模式、电影传统、电影人才及更为宏观的社会景观等一系列因素，如何打造和催生了香港新浪潮及华语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涌现、勃发和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