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中的集体视野与国家叙事

       2021年初播出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获得了现象级的成功。一方面，《山海情》出人意料地统一了不同观众的趣味，收获了各年龄、阶层观众的好评，在播放的过程中引发热议，形成了多个热点话题；另一方面，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展播剧，以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的献礼剧，《山海情》从一众相似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强势扭转了人们对主旋律影视剧的固有印象。《山海情》以其真实质朴的故事、饱满挺拔的人物，对中国消除贫困的历史作出了创造性的讲述。学者毛尖认为《山海情》是一种“元电视剧”，“它壮阔地恢复了土地、食物、天气包括人包括钱的原始形象，恢复了社会主义政治最淳朴的一面和能量收支”①。它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艺传统的“恢复”，而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中的任何一种“恢复”同时又是一种“更新”②。因而《山海情》的创造性及其巨大的社会共情能力，在于它最强烈地表达了它的时代性，变革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叙事形式，赋形了当代中国的集体经验与情感结构。

       《山海情》的中心主题是消除贫困。农民该如何摆脱贫困这一问题，既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千年之问，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当代文艺的核心主题之一。罗岗认为，理解《山海情》的贫困“要在绝对贫困的视角上”③，即一种基本生存意义上的贫困，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对绝对贫困的表现也应被放置在中国当代文艺传统中去理解。

      

       《山海情》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从农村的变革折射整个中国变化的叙事形式逐渐发展成熟。从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广，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困难。面对地理条件、自然灾害、生产水平的限制，如何确保农业生产、农民生存，在此基础上帮助农民脱离贫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国家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基层治理体系，将土改所分配的细碎化土地、稀少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组织起来，同时通过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反哺农业的技术需求，以此弥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困境。于是，农村新人、党的干部、农技员等形象被统一于农村摆脱贫困的合作化叙事框架下，代表着国家政策、现代技术与农民主体性这三种力量的互动与综合，而《山海情》中的马得宝、张树成、凌教授等形象无疑继承自以《创业史》为代表的这一叙事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农村推广，新的个人性得以诞生。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得到一定的解放，《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流动到城市中；留在农村的其他人也广泛发展副业，找到了不同的致富道路。农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贫富差距、城乡不平衡等问题；以田福堂、孙玉亭为代表的基层组织逐步失去对基层的掌控能力，没有形成新的治理手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但孙少平的“进城”又只是一种悬浮于城乡之间的状态，不愿回乡又进城不得。农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

       这些都是《山海情》的前史，也是每个中国观众所熟知的真实历史，在新的时间节点上讲述农村脱贫的故事，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山海情》看似从1990年代开始讲起，以吊庄移民之后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凭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闽宁镇为开端，通过新的奋斗来实现脱贫，但实际上或明或暗地包含了前四十年的一系列问题。《山海情》的故事可以不断向前延伸，与四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产生互文关系，其叙事建基于完整的历史时空，使得剧中西海固地区的脱贫问题呈现出多重的现实与历史因素扭结的状态。要言之，《山海情》中的贫困问题有着复杂的层次，其解决路径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需要回应众多历史问题。

       首先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贫穷，这是造成西海固地区“绝对贫困”的根本原因。西海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长期缺水干旱，又山多沟深、风沙猛烈。为了表现这一地理特点，《山海情》在前几集用了大量的全景镜头与人物远景，将个人放置在广袤无垠的贫瘠沙土中去表现。比如第一集中张树成跟着马得福进村进行动员工作，两个人一前一后推车走在无边无际的黄土坡中，呈现出一种将个人网罗其中，逃也逃不出去的原始性的贫穷。当他们在漫天黄土中展望“塞上江南”时，这种理想的渺茫与浪漫为剧中消除贫穷的奋斗赋予了史诗性的气质。

       其次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结构决定了金滩村选址的地理意义：它紧靠包兰铁路，临近国营农场，有可获取的黄河水源，离乡镇和银川市也近，村民可以打工挣钱。这一选址的战略眼光透露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情况：相比于西海固地区，其他地方已经乘上了改革的快车获得了发展。所以，《山海情》的贫困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视角下的贫困，需要找到有效的手段将西海固地区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动也早已发生，第一集得宝、麦苗等人的出走，说明涌泉村之外有着众多可能的发展机会，但必然也将面临《平凡的世界》所提出的“进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