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余年间，国内纪录片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或许是因动画纪录片而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争议。从积极的方面看，这当然表明了学界的某种活力，但从消极的方面看，十余年仍不能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很多的研究实际所处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余年的讨论中，一些虚假的、错误的表述不但没有被有效地识别和清理，反而沉淀下来，成为支撑当下某些错误书写的资源。换言之，部分沿袭下来的存在严重问题的表述，事实上已经成了我们今天进行相关学术讨论时，必然面对的语境的一部分。不能将其有效清除，任何对动画纪录片的进一步讨论都必受其扰。本文可以被视作是这种理论清理的一部分。 动画纪录片讨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也因此，过去十余年间，争议先从动画纪录片转向了影像素材的含义，而后又转向直接电影、纪实主义等诸多议题。要对其做全面梳理，可能不是任何一篇独立文章所能胜任。就本文而言，笔者将话题主要限制于在相关争议中国内部分学者对当代西方动画纪录片理论的接受行为。但这个话题本身也牵涉甚广，限于篇幅，本文只取其中几个突出问题展开讨论。概言之，本文的核心任务主要是澄清这些年来部分学者对西方动画纪录片理论研究所做的若干不实描述和不恰当的判断，探讨相关错误的性质和来源。同时，由于文中也会涉及某些问题书写产生的背景，因此在相对边缘处，本文的讨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在中国当下的纪录片研究领域，某些理论之外的因素可能怎样操纵、影响甚至决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 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三节。有学者根据其对西方相关文献的解读，提出在西方“动画纪录片”并不是一个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概念，有学者如马克·伍尔夫(Mark Wolf)、乔纳森·罗森克兰茨(Jonathan Rozenkrantz)等，很早就已经在质疑动画纪录片的身份合法性了。事实果真如此吗？西方学者真的在批评和否定动画纪录片概念吗？本文第一节将就此展开讨论。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一些以动画纪录片为主题的英语文章被陆续译介到了中文领域，部分否定动画纪录片观点的学者们针对这些译文提出了批评。但更多时候他们讨论的不是西方学者的具体观点，而是他们所认为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西方学者所讨论的Animated Documentary并非中文领域所讨论的“动画纪录片”；在西方学者那里，Animated Documentary甚至也不是一个有着确切含义的、公认的概念。类似这样的说法符合事实吗？这是本文第二节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第三节是结语，主要内容是对本文所做基本观察、所得基本结论的简要概括。 一、西方学者质疑了动画纪录片的合法性吗？ 毫不奇怪，由于动画形式的高度的主观性，其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恪守“客观性”原则的纪录片的结合，会让一些人觉得有悖常理。世界第一部正片长度的动画纪录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的导演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就曾谈到自己在为影片融资时，因为“动画纪录片”的概念而遭遇的种种麻烦。[1]较早关注动画纪录片研究的英国学者保罗·沃德(Paul Ward)，也曾讲述自己在给一个期刊投相关稿件时，受到匿名评审嘲讽的经历。[2]但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质疑、否定动画纪录片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纪录片学术圈之外；整体而言，西方纪录片学者们对动画纪录片概念的接受是非常顺畅的，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在笔者看来，这自然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纪录片理论的长足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以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于纪录片的基本认识而言，动画纪录片的出现和发展实在是一桩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什么可奇怪的。撰写了世界第一部动画纪录片专著《动画纪录片》(Animated Documentary，2013)的英国学者安娜贝尔·罗伊(Annabelle Honess Roe)在2016年评论道：“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对动画纪录片的书写通常都是肯定的(Mostly Positive)，着力于探讨这种影片形式如何强化和拓展了纪录片议程。”[3]应该说，这一描述至今仍是符合事实的。 但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中文领域最早有关动画纪录片的讨论出现在2010年前后，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包括《动画纪录片：一种值得关注的纪录片类型》(2009)、《动画纪录片的历史与现况》(2011)、《也谈动画纪录片：真实在什么前提下可以被保证》(2011)，等等。[4]但相关概念和论述刚一出现，即刻就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如《动画可以成为纪录片吗？》(2010)、《再谈动画不能成为纪录片》(2011)、《“动画纪录片”有史吗？》(2012)、《“动画纪录片”与后现代主义观念》(2021)等，否定动画纪录片存在的可能性。[5]与此同时，陆陆续续又有其他一些学者介入进来，从不同角度否定动画纪录片存在的可能性、合法性，相关文章比如《素材的要义——也谈“动画纪录片”的合法性》(2013)、《“动画纪录片”类型的辩争与界定》(2014)、《纪录片和动画片：关联与分界》(2014)，等等。[6]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为动画纪录片辩护的一方，笔者也对其中部分学者的批评作出了回应。[7]回顾这场历时十余年的争议，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无论是支持动画纪录片的一方，还是否定动画纪录片的一方，都不约而同地试图从西方学界获取更多的理论资源，以充实和强化自己的主张。对于前者，其他工作甚至都不必做，只要将西方相关文献转译到中文，似乎就已足够有效，但对后者而言，问题就复杂了，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立场，就必须遮蔽、掩盖、转圜自己立场与西方动画纪录片理论之间的根本对立。本文所讨论的学界对西方动画纪录片理论文献的接受，很大程度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