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本位学习(Work-based Learning，WBL)发端于中世纪欧洲的技术教育领域。[1]自诞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便经久不衰。国内外学者们从课程开发、教学模式、政策制度等维度对工作本位学习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较为细致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3][4]然而，目前学界较少从工作本位学习的视角关注职业教育师资发展，仅有欧盟数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我国在校企合作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亟需工作本位学习的引导。基于此，本文对工作本位学习视域下的欧盟职业教育师资发展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现实之困：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发展呼唤工作本位学习的引导 近年来，尽管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数量规模、发展模式和培养机制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工作本位学习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对于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职业教育师资发展具有较好的适切性。 (一)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发展存在的问题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既是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加快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两个重要文件中，都对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明确提出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要超过50％。然而，现阶段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 1.我国“双师型”教师的发展理念不完善 我国“双师型”教师长期被定格于同时具备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的职业学校教师身上，企业培训导师较少被关注。与之对应，我国“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多聚焦在职业学校这一“单一场域”，发展理念和制度设计也大都基于学校本位。行业企业在“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处于从属地位，未能与职业学校实现“场域对接”和资源互动，其场域空间及资源优势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虽然我国早已关注企业兼职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但是力度和效果仍然不够。发展理念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我国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的来源单一且数量不足。2019年，我国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共有45.5万人。其中，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26.4万人，所占比例为31.5％；高职学校“双师型”教师19.1万人，所占比例为39.7％。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离50％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5] 2.我国“双师型”教师的职业生涯不连贯 我国“双师型”教师在职前教师教育(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ITE)、职涯初期支持(Early Career Support，ECS)和持续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三个阶段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处于部分缺失状态，并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的“时间链接”不畅。其中，职前教师教育阶段部分保障的缺失导致“双师型”教师的职业适应较差，对新职业角色的认知模糊，无法及时调动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快速融入新的职业环境。职涯初期支持阶段部分保障的缺失导致“双师型”教师的职业认同不强，对教师职业的情感淡漠，职涯动力无法得到有效激发，难以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持续专业发展阶段部分保障的缺失导致“双师型”教师的职业压力偏大，职涯资本和职业能力无法得到持续积累和有效提升，难以合理应对职业倦怠感。行业企业参与“双师型”教师职涯发展的积极性不高，企业培训导师在职涯发展三个阶段的配套保障措施相对更差，职业生涯更加不连贯，亟需进一步完善。 3.我国“双师型”教师的合作机制不健全 我国“双师型”教师的合作交流在流程管理、机构设置和平台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并导致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培训导师专业发展的“机制衔接”不畅。在流程管理方面，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培训导师合作交流的前期准备、中期执行、后期考核等流程的动态更新缺乏时效性、循环运行缺乏协调性，并导致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时滞较长、成本偏高。在机构设置方面，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中介组织”有待培育，由“中介组织”开展的常态化合作交流也处于缺位状态，并导致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的规范性和计划性不足，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分散性。在平台建设方面，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平台呈现形式较为单一、平台建设内容相对简单，合作交流机制缺乏有效的平台支撑，无法有效盘活校企双方的优质资源，并导致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不够。 (二)工作本位学习的内涵特征与适切程度 工作本位学习在欧盟职业教育发展领域尤为盛行，欧洲培训基金会(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的调查表明，工作本位学习在衔接学校和职场、改善技能错配、降低青年失业率、提升创新创业率和增加社会包容度等方面成效显著。[6]2015年欧盟里加决议(The Riga Conclusions)在认可工作本位学习价值的同时，也强调在职业教育师资发展领域推进工作本位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7]
